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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技巧指的是在说服性传播活动中为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而采用的策略方法。传播技巧包括内容提示法、说理法和诉求法等。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运用一定的传播技巧以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1。“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因人而异

对某些存在对立因素的问题进行说服或宣传之际，通常会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仅向说服对象提示自己一方观点或于己有利的判断，称为“一面提示”；另一种是在提示己方观点或有利材料的同时，也以某种方式提示对立一方的观点或不利于自己的材料，称为“两面提示”。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一般来说，“一面提示”能够对己方观点做集中阐述，论旨明快，简洁易懂，但同时也会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印象，使说服对象产生心理抵抗。另一方面，“两面提示”由于给对立观点以发言机会，给人一种“公平”感，可以消除说服对象的心理反感，但由于同时提示双方的观点，论旨变得比较复杂，理解的难度增加。

两种方法的有效性依传播对象的属性不同而有明显区别，“一面提示”对文化水平低者说服效果较佳，而“两面提示”对文化水平较高者效果较佳，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应针对不同文化水平的学生群体采用不同的传播方法。

2。“明示结论”与“寓观点于之中”相结合

一方面，“明示结论”可使观点鲜明，让对象易于把握者的立场，但同时也使显得过于强硬；另一方面，不示以明确结论，寓结论于判断材料之中的“启发引导”式做法则给人以“结论得自于自己”的感觉，使对象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说服者的影响，但容易使主旨变得隐晦，有时不易贯彻传播者的意图。关于是否明确提示结论，可以肯定的是：在论题和论旨比较复杂的场合，明示结论比不下结论效果要好；在说服对象的水平和理解能力较低的场合，应该明示结论；让说服对象自己得出结论的方法，用于论题简单，论旨明确或对象文化水平较高、有能力充分理解论旨的场合，因为在这种场合，如果再明确提示结论则会有画蛇添足之嫌，容易引起对象的烦躁或反感而对说服对象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过程中应将“明示结论”与“寓观点于材料之中”相结合。一方面，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要“明示结论”，讲清道理，但不是强加，而应循循善诱，潜移默化。现在的学生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教师说什么就听什么的“听话机器”了，教师要想让学生接受教育，就必须以理服人，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真正让学生心服口服。大声地“布道”或呵斥，只会招来学生的逆反。教师可以平心静气地先提出一个问题，启发学生自己思考，听听学生的心声，然后用共同讨论的方式进行隐性引导，最终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另一方面，在教育过程中也可提供一篇引导性的判断材料，“寓观点于材料之中”，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影响。

3。“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性”相结合

在开展说服性传播活动之际，以什么方式“打动”对象也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人们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冷静地摆事实、讲道理，运用理性或的力量来达到说服的目的；另一种是主要通过营造某种气氛或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言辞来感染对方，以谋求特定的效果。

教育应该将“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性”相结合，有时用理性去分析、说服，有时则用感情去感染学生。因为，两种方法的有效因人、因事、因时而异，有些问题只能靠“诉诸理性”的方法来解决，有些问题采取靠“诉诸感性”方法更有效，而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法则更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4。采用“警钟效果”

“敲警钟”具有双重功效：它对事物利害关系的强调可最大化地唤起说服对象的注意，促进他们对有关信息的接触；同时，它所造成的紧迫感可促使人们迅速采取行动。

教育中可以运用“敲警钟”的方法唤起学生的危机意识和紧张，促成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向一定方向发生变化。比如，教师可以强调学生的考试成绩对于他们学业的重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唤起他们对学习的注意，并促使他们迅速采取对应的学习行动。当然，因为“敲警钟”基本上是通过刺激学生的恐惧心来追求特定效果，会给学生带来一定的心理不适，所以教师应注意把握好分寸，避免产生负面影响。

作为传播对象，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个性。有的学生比较容易接受教师的意见或劝说，有的学生则固执己见，我行我素。这种“容易”或“难以”接受他人劝说的个性倾向，称为个人的“可说服性”，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与特定主题相关的可说服性——说服的主题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学生在某些话题上可能容易接受教师的意见，而在另一些话题上则可能容易产生拒绝或排斥态度；（2）与特定议论或诉求形式相关的可说服性——如有的学生容易接受道理说服，而有的学生则容易接受场面或氛围的感染，有的学生对“强加式”说服表现出自发反感，而对“诱导式”说服则很容易接受等等；（3）一般可说服性——与主题或说服形式无直接关系，受个人性格和个性所规定的、对他人意见容易接受或排斥的倾向。

自信心的强弱和可说服性的高低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自信心越强，可说服性越低；自信心越弱，可说服性越高。另外，与可说服性相关的因素还有个人信息行为的特性。信息行为指的是个人寻求、接触和处理信息的各种行为。

由于每个学生个人的自信心、求知欲、性格、习惯、家庭等的不同，他们的信息行为也各具特点，这些特点也对教育的传播效果直接或间接地发生影响。因此，教师就应当深入了解学生，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以期产生最佳传播效果。

总之，在教育这种传播过程中，教师作为一个传播者，要想更好、更有效地传播知识、教育学生，就应该结合教育实际，自觉运用传播学理论，遵循一定的传播规律。

参考文献:

[1]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2]方汉奇主编.中国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浅析电视媒体对未成年人之社会化的影响

近来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大力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传媒在这项工程中的措施和影响极其引人瞩目。广电总局启动的“四大工程”尤其非同凡响。保护未成年人在健康的传媒环境里生活已经成为传媒界的重大使命。

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的影响与家庭、学校和同龄群体的影响一样，已经成为影响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在世界范围内，未成年人接触大众传媒的频度和时间正迅速增长，有对学校教育形成挑战之势。据调查，我国中小学生最经常的课外活动是看电视，多数孩子每天看电视时间达100分钟。 电视收视率调查显示，在晚上黄金时段，4至14岁的孩子在中央电视台1套的平均收视率2002年为，也就是说仅这一个频道在这个时段就有约833万未成年观众。节假日收看电视的儿童还会更多。

电视媒体作为最近乎完整的大众传播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认知发展，一是人格发展。电视对未成年人形成健康的道德观念、形成符合时代潮流的思想意识，都有着重要影响。

传统社会里，未成年人的社会学习和教育主要依靠家庭和学校，而在现代社会，这一社会化过程则交由媒体来完成。孩子们多数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童年的。近年大众对于传媒对孩子们的不良影响忧心忡忡，舆论普遍认为电视媒体造成孩子的早熟、消费主义、暴力、价值观混乱等等不良影响，传媒在少儿的身心不健康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研究人员发现，1岁至3岁的儿童看电视越多，到了7岁时，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就越严重。 台湾一项调查显示，看电视和身体质量指数具有相关性，孩子看电视的时间愈久，越容易发胖。

电视传媒有种种负面影响，但是只要合理地利用，就可以成为未成年人社会学习、发展认知和人格的有效工具，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电视媒体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化意义

著名电视专家雷蒙·威廉姆斯说过，电视改变了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从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电视媒体最核心的社会影响是从根本上消除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阻隔。麦克卢汉在《人体的延伸》一书中强调，电视不只是娱乐工具，还是制造现代人心灵、改变整个生活情境的新力量。电视帮助人们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活情境，这种情境与现实环境不同，人的社会角色与特性因此也发生了改变。孩子同样可以看到电视中呈现的关于大人世界的描述，所以变得越来越“早熟”,儿童时代与成年人时代的界限因此变得模糊了。从社会化角度来说，电视不只是学校和家庭作用的补充，有时内容更与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相反。 从某种角度说，电视削弱了父母和学校的影响力。

电视中的内容，远远超出儿童青少年平时接触的生活经验，超出他们所接触的时间、空间。因此，电视能使孩子开阔视野、增长见闻，有所谓“温室效果”，使儿童心智早熟。他们吸收了很多其年龄段不需要的经验，这些零碎的、不加选择就吸收来的内容，很可能是经过夸张、歪曲或浓缩的，并不符合社会现实。儿童尚不能完全区别开现实与虚构，便难免误以为真，形成错觉或先入为主的成见。

从电视本身的特点来说，除了文化要求低、直观易懂之外，电视还比广播、印刷媒介更能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因此更接近面对面的传播;同时它能提供具体的图像，使观众不易遗忘，因而可能具有其它媒介所难企及的劝诱与施教的独特效果。 有学者在研究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时强调，直观性信息有助于传播的劝服性。所以，电视比任何媒介更能影响儿童。电视通过声像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真实”的看法，混淆了图像所呈现的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差异，人们会不用逻辑思维就将图像真实当作客观世界的“真实”再现。

电视甚至充当了家长的替代者。有些家长因为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就用电视给孩子做伴、以减少孩子的干扰，于是出现了“电子保姆”一说。

电视还刺激了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电视诞生之后，强调的就是在消费经济中的投资和促销功能， 商业味道非常浓重。美国早年的电视关注的主要就是如何消费，由此巩固了当时美国“消费为主”的社会形态，电视影响甚至瓦解了人们的传统实践和购买习惯，同时这种消费文化也型塑了电视本身。 今天，市场逻辑已经成为电视的主宰，为了追求收视率，可能不择手段，制造出那些所谓“不健康”的产品。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媒体应对传播不良意念和诱导人们的劣行负责，并认为以电视为主的媒体使孩子们相信通过暴力或物质上的好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西方心理学家认为儿童的心智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3至7岁为感官期，儿童根据显而易见的感官刺激来认识产品价值，7至11岁为分析期，儿童对产品类别、售价、功能等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开始明白物质的社交意义，知道拥有哪些产品就能与朋友的接纳程度扯上关系。11至16岁为反省期，孩子对市场的产品类别，销售地点、推销策略有更深刻的认识，充份明白品牌的意义，明白物质的价值，除了满足个人喜好外，还可以用作社交筹码。

以电视为“保姆”的这代人一走出童年，就会成为商业社会最年轻的消费者，所以电视即使在儿童卡通片中也渗入了大量的商业性内容。亚洲的孩子热衷染发、戴斯沃奇手表、玩滑板冲浪、泡电子游戏厅、进“迪厅”喝“摇头水”甚至卖淫——日本东京的政府机构几年前就开始关注并制止未成年少女的“有偿约会”。香港的少年则从父母那里学会了以投机的方式赚钱。

曾风靡港台、大陆的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除了青春、浪漫的爱情和无厘头的男女主人公外，剧中F4富豪子弟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更令未成年观众羡慕不已，西安等地中学生竟大加模仿。电视的多元信息带来价值判断标准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混淆了“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界限，正在失去道德感、羞耻感。英国公关顾问马克斯·克利福德认为，电视是使人失去羞耻感的关键因素，他说，“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有一台收音机或许还有一份报纸，但实际上始终还是处在父母、学校或教会的严格控制下。现在，孩子们打开电视机，就能看到正在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12]

未成年受众的接受特点

受众的年龄、性别等社会类型，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儿童从一岁以前就会对电视发生兴趣，特别是注意电视广告和经常反复播出的电视主题曲。到3岁时大致已经能看懂儿童节目。 在电视业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儿童从3岁起平均每天要看2至3小时电视。到了青少年时期，孩子认识、判断开始具有独立性，同时又以实际经验为主，表现出片面、武断,情绪变化大,易冲动;自我意识随着第二性征的发育成熟、社会地位的变化、活动交往范围的扩大,他们在探求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又常常会发生矛盾。其次，青少年在行为上表现为对同辈文化的遵从，即他们从事某件事情的理由是“别人也都这么干”，模仿性强, 容易接受新事物，喜欢标新立异，具有反叛精神。青少年时期是人的身心急剧变化的时期。

受众的智力程度，也一向被看作是影响传播效果的能力因素。儿童很少预存立场，“自我防御功能”弱，容易相信媒体信息，常常对电视里的事深信不移。

受众的思维特点对传播效果同样有直接影响。霍夫兰等人根据多次实验，在《传播与劝服》(1953)、《个性与劝服可能性》(1959)等著作中有这样的结论：想象力丰富，对周围事情比较敏感的人，较容易被人劝服、接受影响。这正是儿童的特点。

大众传媒会对未成年人产生长久的影响。传播效果呈现的状态有两类，一是显性效果，一是潜在效果。显性效果是从受众情绪、态度、行为中可以明显感觉到、观察到的效果。前些年有儿童家长状告某广告使孩子受惊吓，若情况属实，那就是电视的显性传播效果。有儿童模仿电视剧《还珠格格》中偶像上吊自杀的行为，也是一种显性效果――受众喜爱电视人物从而有一种愉快的体验，进而接受传播内容、承认其合理性，进而模仿。大众传播学借鉴了心理学家艾伯特·班都拉的模仿理论，认为儿童通过观察媒介内容，与其中某些角色或行为认同，并意识到在某些情境下模仿会有有益结果，那么当这种情境出现时，儿童会发生模仿行为。这种模仿行为可以通过媒介不断强化，形成长期行为。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电视传播的显性效果，更要考虑到其长期的、隐性的效果。电视对儿童的认知发展、人格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电视暴力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暴力、商业化、性已经成为电视媒体对少儿危害最深的内容。所谓暴力，根据电视与社会行为研究报告，是指身体力量的公开行使导致违背他人意愿的行动。暴力镜头包括电视上常见的斗殴、谋害、武力，以及使用各类武器强加于他人的行动。[13]

传播者在传播的过程中居于最优越的地位，传播者决定着信息的内容，但即便是同一内容的信息，如果出于不同的传播者，人们对它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人们首先要根据传播者本身的可信性对信息的真伪和价值作出判断。可信性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包括是否诚实、客观、公正等品格条件；第二是专业权威性，即传播者对特定问题是否具有发言权和发言资格。这两者构成了可信性的基础。一般来说，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越小。对传播者来说，树立良好的形象争取受众的信任是改进传播效果的前提。

教师作为一个传播者，首先应树立的就是自己的威信。“人无信而不立”，能获得学生的信任，是一个教师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素质。教师要让学生真正信任自己，最重要的是应该从人品上获得学生的尊重和爱戴，树立信誉。“身正为范”、“行为世范”，说的都是教师要具备高尚的人格，树立个人信誉，成为学生做人的“模范”。这包括诚实守信、客观公正。教师应该诚实守信，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说到做到，行动果断。另外，教师要做到客观公正，对学生一视同仁，奖惩分明。正确的就表扬，错误的就批评，绝不心存偏袒，在班里树立正风正气。这样，教师的信誉树立了，学生也才会按照教师的各项要求去做。

另外，要想成为一个好的传播者，教师一定要在专业上多学习、多思考，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塑造一个专业权威者的形象。学生只有在知识上信任教师的权威，才能尊重教师，认真学习。而一个知识文化水平不高的教师，在教学中则往往容易出现一些失误，或者有时甚至无法应对学生提出的突发性问题，这样就会大大降低学生对教师信任，从而有损教师的自身形象，影响教学效果。因此，教师必须塑造好自己的专业权威者形象。

一多重视阈下的朱子学说

由安徽省朱子研究会会长秦德文先生主编，合肥学院中文系张成权先生、张爱萍老师编著的《朱子语释》一书，在深入研读朱子著作的基础上，精选朱子语录，涵盖朱子论理气、心性、伦理、践履、自然、佛道、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治学、读书等十二章内容。每章均有引言和简释，概述本章内容并作题解，同时力求遵循朱熹原旨，对所选的朱子语录及其要义作了精当的诠释并加以一些扩展性内容。该书言简意赅，对于传播朱子思想、推动儒家经典普及化、大众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安徽大学诸伟奇教授的《四书学四题》认为，《四书》定于朱子，分别研究了元明清三代的四书学，指出，元代的四书学是“士犹笃志于研经”、明代的四书学是“讲义盛行，异学争锋”、清代的四书学是“回归、新变与困顿”。安徽大学王国良教授就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认为朱熹理学学派通过教育传播渗透到世风人情、族规民约之中，对徽州地区和谐社会的建构产生重要影响，为思想学说对社会文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安徽大学赵华富教授考察了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遵循的态度和原则，指出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所遵循的态度和原则，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的规定进行重大变革。台湾师范大学张昆将教授就朱子对合下的权变伦理思考及其现代衍义作了探讨。安徽师范大学郭淑新教授解析了朱子经典诠释思想，认为朱子形成了章句训练训诂与义理阐发相互发明的经典诠释理念，以及唤醒?体验?浹洽?兴起互相贯通的经典诠释方法，为新儒学的兴起勃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但朱子虽然极力在追求本意和阐发新意之间寻找平衡支点，有时却难免游离于这一支点。黑龙江大学魏义霞教授探讨了朱熹的价值哲学，指出朱熹秉持儒家的道德诉求，不仅接续了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原始儒家关于义利关系的话题，而且在理学的框架内诠释义利观，并且将理欲关系、公私关系一起纳入其中，这使义利观与理欲观、公私观成为朱熹价值哲学的基本内容，并且呈现出三位一体的逻辑架构，朱熹借此将儒家的道德诉求和价值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福建省委党校李永杰博士总结了朱子敬畏伦理对现代性的三条补救价值，分别为在追求物欲的同时注重边界意识、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不放弃精神涵养、懂得在追名逐利中的抽身反盛。安徽理工大学高旭博士考察了朱子的“持守”思想及其理学践履精神，认为存心、持敬和主静是朱子“持守”思想的基本内容，“持守”思想尤为重视“日用”之间的修身功夫，表现出强烈的践履性，试图促使理学家在切实有恒的德性修养中，存天理而灭人欲。安徽大学刘笑非博士对朱子、象山和阳明哲学终极天理实在性与内在性关系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三者都肯定终极天理的实在性，不同在于阳明强调心理一体的终极天理的实在性，朱子的工夫论既有向外的“道问学”，又有向内的“尊德性”，象山和阳明的工夫论重点在内的“尊德性”。安徽师范大学陈育德教授对朱子文道一体的文学观进行了现代诠释，认为可以从其陈旧保守的思想、立场中获得警示，进一步在文学领域里清除封建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同时汲取其中合理的、有用的东西，为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发挥积极作用。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黄柏翰副教授借由对朱子“太极”概念的分析，考察了朱子理学对佛老的吸收与转化，认为朱子理学并非转向佛、老，而是转化其中部分理论或方法作为儒学之舟的帆、桨。台湾华梵大学胡健财助理教授从朱子的山水诗探讨了他的山水情怀，认为朱子从早年的道佛思想到中晚年回归儒家，欲考察其著名的述理诗，更需要放在山水诗这个脉络中。泉州师范学院林振礼教授考察了思想史上朱子与大慧禅师的潮州之会这一历史公案，揭示出朱熹注解《大学》“格物补传”，“开一新传统”之序幕的隐微之处。上饶师范学院周茶仙副教授以江西为例，分析了地方家族与朱子学的发展流传状况，指出地方家族是朱子学在各地各时期发展流传的土壤与媒介，要探讨南宋朱子学的发展流传，必须从地方家族的视域中去考量。浙江工商大学徐日辉教授以亡秦为例，论述了朱熹的史学观。台湾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理事长朱茂男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宣扬践履“朱熹思想文化”，积极推动海峡两岸青年学子考察朱熹文化遗存，重走“朱子之路”，他就朱子文化在现代的传承、实践与创新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思考。

二围绕朱子学而生发的其他哲学议题

在探讨朱子教育思想及其学说之外，亦有学者著文考察了其他哲学议题，彰显了新的学术思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余秉颐研究员归纳了方东美关于宋明清新儒学理论归趣，论述的三点内容包括关于自然主义的新儒学、关于宋明清新儒学三派“见解歧异的原因”、关于儒家“道统”观念。南京审计学院肖建新教授考察了宋元之际徽州学者许月卿的字号、贯里、生卒年。台湾元智大学助理教授刘芝庆探讨了韩国重要的阳明学者郑齐斗的经世之学，指出其经世思想源于阳明学立场。厦门大学谢晓东博士探讨了韩国儒学大家李栗谷对人心、道心的诠释，指出李栗谷的人心道心相为始终说，是一种独特的人心道心论，但该学说存在明显的内部矛盾，是一种不稳定的观点。浙江海洋学院程继红教授以义乌学者黄溍《文献集》所记浙东士人墓志铭为中心，考察了黄溍对宋元浙东地域儒学特征的描述及其谱系的建构。福建省闽学研究会丘山石先生由李侗与朱熹“复卦见天地之心”一番答问考察了李侗对朱熹建构理学思想体系的影响。芜湖市委党校肖美丰教授以《心体与性体》为中心，对牟宗三评朱陆无极太极之辨做出评价。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苏敏老师从宋明理学主要代表对天人合一关系、仁在生态哲学中的含义以及人的生态行为实践等方面的探讨，揭示了理学哲学体系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态智慧。

三儒学与当代经济以儒学为基本内容的传统文化

在当代商业化浪潮的裹挟下命运如何，对社会转型产生了何种影响，引起了学界、商界的广泛关注。来自港台、内地的企业家、学者撰文探讨了儒学与当代经济的关系。原台湾大学校长、名誉教授孙震先生从“扩充利他抑追求自利”、“追求自利与现代经济成长”与“21世纪企业家的使命”三个方面对21世纪企业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做出总结反思。原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王世华教授从学理角度对徽商的内涵和外延作了界定，从徽商的魅力、文化自觉及文化信仰等方面深刻阐发了“徽商精神的当代价值”，认为有文化有信仰，才能有敬畏，才能自觉地去践行，升华为文化自觉，而这正是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区别。台湾欧洲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朱高正先生考察了朱子学对徽商的影响，指出朱子学深刻影响了徽商数百年，徽商的最大特色是商与儒密切结合，徽商是儒商的原型。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朱国光教授讨论了朱子精神与现代企业管理思维间的关系，认为朱子家训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从朱子“百学须先立志”等传世名言中可以吸收企业管理思想。台湾著名律师吕荣海先生探讨了儒家精华和现代法制如何融合会通的问题，认为仁、义、诚信等美德虽然不能带来“短利”，却是经营公司、治理公司的“长利”。

四总结

综观本次学术研讨会，诸多论文新意频出，富有创见，朴实深邃、稳健典雅，考证精微，史料翔实，扩充了朱子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夯实了朱子研究的学术基础。不过在扎实推进朱子研究的征程中，应该进行一个长时段的学术梳理，进行学术反思，以便人们获得研究的观照和定位，真正将朱子学研究推向深入。同时切实开展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要突破文史哲壁垒，对朱子进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立体、交叉式研究。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术论文是表达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领域某一问题思想和观点的重要载体，其水平是衡量学者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准。而学术论文的选题为学术论文的撰写指明了方向和要求，它是衡量学术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良好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成功的选题是一篇学术论文能够顺利完成的保障。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术论文的选题意义，选题原则，选题思维方法和选题条件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术论文；选题

前言：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术论文存在参差不齐，重复选题等现象，对同一个时事热点有着大量的论述，有的是将别人的论题稍作修改，其内容却是大同小异如出一辙。东南大学李启明教授指出当前学术论文写作主要存在xxx以我观之xxx，xxx以物观之xxx，xxx以道观之xxx三种情况，这种现象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也存在。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完整、准确把握学术论文选题的以下几个方面。

一 选题意义

1.选题应该反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李启明教授指出，xxx'以道观之'，要求学者注重从哲学的高度把握客观世界和已有知识，对人对事比别人有更深入的观察、更细心的体会。xxx[1]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这一学科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因此，选题应该反映出学者和学生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2.选题应该反映学科本身研究的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自1984年创立以来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系列中已有28年发展的历程，已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笔者认为，选题应当突出的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与环境、地位和作用、任务和内容、途径和方法、组织和评估等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这些基础理论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身的研究价值之所在。

3.选题应该反映研究能力水平。

选题体现了学者和学生对某一问题的潜心研究和深层思考，所以一个选题能够反映出学者和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领域的理论功底和研究水平。学者和学生首先应该从研习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出发，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探讨思想教育的开展实施过程，对比分析国外思想教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然后深入实践生活，针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冲突，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恰当位置，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作用。

二 选题原则

1.价值性原则。

价值性原则要求所选题目必须是有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主要表现在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作为学术论文如果没有学科理论为支撑，很难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应用价值，不能指导实践中发生的问题，那么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就丧失了他的意义，

2创新性原则。

创新性原则要求所选题目需要有新意，有特点，具有开创性。这种创新体现在能够填补学科空白；能够对通说中错误的地方进行纠正；对前人的观点有重大的发展与突破；能够体现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能够从交叉学科点上寻找问题；老问题能够找出新思路。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像xxx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xxx这个最核心、最基本的问题在专业内仍旧是争论不休，对于这样的老问题仍有发挥的余地；思想政治教育与伦理学，法学等学科的一些交叉部分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3.需要性原则。

需要性原则即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进行写作，不能无病。学术论文的研究性体现在它的对象是对因时空条件、现实条件变化而产生的问题，立足于这些问题进行的探讨才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当前的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一元指导思想与多元化思想的冲突给思政学科带来了新的挑战，提出了新的课题。因此，应根据新的需要进行选题。

三 选题的思维方法

1.胸怀怀疑的态度。

爱因斯坦曾说，发现问题常常比解决问题更重具有实质意义。学术研究亦须有怀疑的态度。对学科内的问题持怀疑态度，才能打破常规发现xxx通说xxx中存在的问题，才能不断创新。

2思维角度多样化。

思维角度应该不拘泥于一处。对多学科的知识应当有所了解，有助于开拓思路，寻找更多的解决方法。思维角度的多样化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基本分析方法的背离，相反是对它的补充与完善。基本分析方式解决的是思政学科最基本概念、范畴、规律、理论等问题；思维角度多样化则为跨学科，交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3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观察研究传统命题。

每个学科都随着时间和空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在将近30年的发展中，思政专业初步形成了自己学科体系。进入新时期，新形势下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对于解决传统命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选择题目时，应该注意这些新理论、新方法观察审视传统命题，以发展和突破前人的传统思维。

四 选题条件

1.注重平时积累。

一篇学术论文、一个选题不会不会凭空出现，均是建立在平时大量的理论学习和实践积累之上的。学科研究、学术论文撰写的过程是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要想得出较为科学的学术成果，需要尽可能多地占有与学科相关联的外界信息和资料。学术论文撰写不是在搜集材料之后才进行的，应该边搜集材料边思考问题。发现了新的问题和线索，又可以扩大搜集材料的范围。资料是撰写学术论文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数量的资料，学术论文的写作就很难进行。占有资料是一件极其枯燥而烦琐的事情，因为要把与选题相关甚至是与学科有关的所有材料都尽可能地拿来，要把与自己的看法相符合与不相符合的材料都搜集起来，并对此进行重新加工，在正反材料的对比中才可能接近所要寻找的学科规律。

2.关注学科发展现状和动态

学科的发展现状很好的展示了学科内的现有的基本理论研究和争议问题的处理，使我们能够清晰的了解自己的位置，避免所选题目已被他人得出研究成果，或者重复他人之言。学科动态展示了本学科前沿领域，有助于我们把握学科的发展方向，使所选题目，所撰写的学术论文方向性更加清晰明朗。

参考文献

[1] 朱景文.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笔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杨继成，陈燕春.研究生论文写作教学改革探索[J].教学研究，2006（5）：400-402

[3] 南敬实.培养研究生学术写作能力的探讨[J].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10（6）：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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