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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在康熙二年（1663年）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其“平西大将军印”。历史上，吴三桂上交平西大将军印的时间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距离吴三桂起兵，发起“三藩之乱”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有十年的时间。尽管吴三桂已经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信，吴三桂对于他辖属军队的管控却不并不依靠这门印信。

吴三桂造反前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为何还能调动军队？

历史上，吴三桂上交平西大将军印的时间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距离吴三桂起兵，发起“三藩之乱”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还有十年的时间。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皇帝在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即将达到京畿地区的时候，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让他放弃关外的全部城池，回京勤王。但是此时的吴三桂却慢驰缓行，从宁远到山海关120公里走了14天，到了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正统明朝灭亡，吴三桂仍未到达。

在这之后的吴三桂在清朝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之间首鼠两端，最终选择了在山海关大战的阵前向清军投降，同时引清兵进关，大破李自成大军。从这个时候开始，吴三桂正式成为了清朝的臣民，在此后追击李自成，还是同南明小朝廷的作战中，吴三桂异常勇猛，横扫西南半壁江山，为大清王朝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在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领兵攻入缅甸，迫使缅甸国王交出永历皇帝朱由榔，并在昆明将其绞死，在对大清王朝表达忠心的同时，也献上了一份厚重的“投名状”。

至此，吴三桂以及整个吴家到达了权势的最高峰。吴三桂本人从刚刚投降时的平西王爵位，被加封到了平西亲王，纵观清朝历史只有两位异性王能够被封为亲王级别，他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就是同为“三藩”的平南王尚可喜。吴三桂也被允许在云南开藩设府、世守云南，同时兼辖贵州。他的儿子吴应熊迎娶了皇太极的女儿，成为了“和硕额驸”，并且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衔。

然而，处于对吴三桂的防备以及不信任，当时的朝廷还是给予了吴三桂极大的限制。第一步，在康熙二年（1663年）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其“平西大将军印”。第二步，也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以“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收回其任免官员的权力。第三步，康熙六年（1667年），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朝廷中央，加强朝廷对于云贵地方事务的管控。

第四步，同年，下旨命“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收回了吴三桂手中的司法审判以及生杀大权。这里特别说明一点，康熙皇帝智擒鳌拜、掌握大权的时间是在康熙八年（1669年），此时掌握朝政，并且施政执行的还是鳌拜等人，并不是康熙皇帝自己。尽管当时的朝廷中央想要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来限制并且削弱吴三桂的权力及影响力，但是实际的效果确是收效甚微。

首先是在军权上。尽管吴三桂已经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信，但是吴三桂对于他辖属军队的管控却不并不依靠这门印信。印信之所以在古代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皇权对于兵权的管控和限制，特别是宋朝开始出现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印信成为了统御全军的重要凭证和身份象征。但是吴三桂所统领的军队的班底，是他在明朝辽东战场上统领的那支“关宁铁骑”的最后力量，是跟随着吴三桂一同投降了清朝，经过二十多年的征战，这些人早已经是军队中的骨干和核心。

而此时的他们与吴三桂不仅有着巨大的认同感与同理心，更是利益的共同体，他们对于吴三桂的认可与支持远远超过了清朝的皇帝与朝廷。所以印信对于吴三桂来说，并不重要，收回印信并不能阻碍吴三桂对于军队的管控。与此同时更为严重的是，清朝收回了印信，非但没有能能够限制吴三桂，反而吴三桂依旧能够施展其影响力。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就曾以“构衅苗蛮，借事用兵”为名，要求朝廷允许其扩充军队，补充军饷，朝廷也只能答应。

长此以往，使得当时的现实并不是“三藩之用半天下”，而是吴三桂之用“半天下”，因为当时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约一千万两左右，而三藩的费用高达一千一百多万两，吴三桂一藩的开销就占据了一半，这也导致了清朝政府与吴三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次是在行政权力上。尽管清朝收归了其人事任免权，地方事务管辖权也开始逐步收回，但是依旧不能改变吴三桂是云贵“土皇帝”的现状。

一方面，云贵地方的官员，仍然是以吴三桂的旧部或者经由吴三桂推举任命的官员为主，真正有朝廷指派的官员数量并不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前往云贵的官员，皆为自己的前程，甚至可以说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到任后马上依附于吴三桂，因而吴三桂已经把持着云贵的官场势力。最终，吴三桂与朝廷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逐渐发展为了叛乱。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云贵的吴三桂也提出了撤藩请求，康熙皇帝也予以了批准。实际上，三藩之中，真心实意想要撤藩的只有尚可喜，并且，也仅仅是尚可喜本人想要撤藩，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儿子尚之信也并不赞同。

然而此时的康熙皇帝也因为年轻气盛和急于求成，犯下了巨大的失误，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力排众议，决议撤藩。康熙的这一举动，不仅极大的刺激了吴三桂，也刺激到了吴三桂手下的官员和将领们，特别是与他一同投降清朝的“关宁铁骑”的旧部，这些人反而成为鼓动并且支持吴三桂叛乱最为坚定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也是吴三桂军中的核心与骨干。

于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起兵造反。耿精忠、尚之信以及盘踞在台湾的郑氏集团纷纷响应，一时间叛军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与清军隔江对峙。康熙皇帝则是立马组织兵力予以抵抗和反击，最终经过八年的努力，终于平定了“三藩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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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在康熙二年（1663年）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其“平西大将军印”。历史上，吴三桂上交平西大将军印的时间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距离吴三桂起兵，发起“三藩之乱”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有十年的时间。尽管吴三桂已经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信，吴三桂对于他辖属军队的管控却不并不依靠这门印信。

吴三桂造反前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为何还能调动军队？

历史上，吴三桂上交平西大将军印的时间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距离吴三桂起兵，发起“三藩之乱”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还有十年的时间。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皇帝在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即将达到京畿地区的时候，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让他放弃关外的全部城池，回京勤王。但是此时的吴三桂却慢驰缓行，从宁远到山海关120公里走了14天，到了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正统明朝灭亡，吴三桂仍未到达。

在这之后的吴三桂在清朝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之间首鼠两端，最终选择了在山海关大战的阵前向清军投降，同时引清兵进关，大破李自成大军。从这个时候开始，吴三桂正式成为了清朝的臣民，在此后追击李自成，还是同南明小朝廷的作战中，吴三桂异常勇猛，横扫西南半壁江山，为大清王朝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在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领兵攻入缅甸，迫使缅甸国王交出永历皇帝朱由榔，并在昆明将其绞死，在对大清王朝表达忠心的同时，也献上了一份厚重的“投名状”。

至此，吴三桂以及整个吴家到达了权势的最高峰。吴三桂本人从刚刚投降时的平西王爵位，被加封到了平西亲王，纵观清朝历史只有两位异性王能够被封为亲王级别，他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就是同为“三藩”的平南王尚可喜。吴三桂也被允许在云南开藩设府、世守云南，同时兼辖贵州。他的儿子吴应熊迎娶了皇太极的女儿，成为了“和硕额驸”，并且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衔。

然而，处于对吴三桂的防备以及不信任，当时的朝廷还是给予了吴三桂极大的限制。第一步，在康熙二年（1663年）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其“平西大将军印”。第二步，也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以“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收回其任免官员的权力。第三步，康熙六年（1667年），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朝廷中央，加强朝廷对于云贵地方事务的管控。

第四步，同年，下旨命“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收回了吴三桂手中的司法审判以及生杀大权。这里特别说明一点，康熙皇帝智擒鳌拜、掌握大权的时间是在康熙八年（1669年），此时掌握朝政，并且施政执行的还是鳌拜等人，并不是康熙皇帝自己。尽管当时的朝廷中央想要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来限制并且削弱吴三桂的权力及影响力，但是实际的效果确是收效甚微。

首先是在军权上。尽管吴三桂已经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信，但是吴三桂对于他辖属军队的管控却不并不依靠这门印信。印信之所以在古代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皇权对于兵权的管控和限制，特别是宋朝开始出现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印信成为了统御全军的重要凭证和身份象征。但是吴三桂所统领的军队的班底，是他在明朝辽东战场上统领的那支“关宁铁骑”的最后力量，是跟随着吴三桂一同投降了清朝，经过二十多年的征战，这些人早已经是军队中的骨干和核心。

而此时的他们与吴三桂不仅有着巨大的认同感与同理心，更是利益的共同体，他们对于吴三桂的认可与支持远远超过了清朝的皇帝与朝廷。所以印信对于吴三桂来说，并不重要，收回印信并不能阻碍吴三桂对于军队的管控。与此同时更为严重的是，清朝收回了印信，非但没有能能够限制吴三桂，反而吴三桂依旧能够施展其影响力。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就曾以“构衅苗蛮，借事用兵”为名，要求朝廷允许其扩充军队，补充军饷，朝廷也只能答应。

长此以往，使得当时的现实并不是“三藩之用半天下”，而是吴三桂之用“半天下”，因为当时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约一千万两左右，而三藩的费用高达一千一百多万两，吴三桂一藩的开销就占据了一半，这也导致了清朝政府与吴三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次是在行政权力上。尽管清朝收归了其人事任免权，地方事务管辖权也开始逐步收回，但是依旧不能改变吴三桂是云贵“土皇帝”的现状。

一方面，云贵地方的官员，仍然是以吴三桂的旧部或者经由吴三桂推举任命的官员为主，真正有朝廷指派的官员数量并不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前往云贵的官员，皆为自己的前程，甚至可以说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到任后马上依附于吴三桂，因而吴三桂已经把持着云贵的官场势力。最终，吴三桂与朝廷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逐渐发展为了叛乱。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云贵的吴三桂也提出了撤藩请求，康熙皇帝也予以了批准。实际上，三藩之中，真心实意想要撤藩的只有尚可喜，并且，也仅仅是尚可喜本人想要撤藩，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儿子尚之信也并不赞同。

然而此时的康熙皇帝也因为年轻气盛和急于求成，犯下了巨大的失误，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力排众议，决议撤藩。康熙的这一举动，不仅极大的刺激了吴三桂，也刺激到了吴三桂手下的官员和将领们，特别是与他一同投降清朝的“关宁铁骑”的旧部，这些人反而成为鼓动并且支持吴三桂叛乱最为坚定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也是吴三桂军中的核心与骨干。

于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起兵造反。耿精忠、尚之信以及盘踞在台湾的郑氏集团纷纷响应，一时间叛军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与清军隔江对峙。康熙皇帝则是立马组织兵力予以抵抗和反击，最终经过八年的努力，终于平定了“三藩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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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在康熙二年（1663年）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其“平西大将军印”。历史上，吴三桂上交平西大将军印的时间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距离吴三桂起兵，发起“三藩之乱”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有十年的时间。尽管吴三桂已经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信，吴三桂对于他辖属军队的管控却不并不依靠这门印信。

吴三桂造反前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为何还能调动军队？

历史上，吴三桂上交平西大将军印的时间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距离吴三桂起兵，发起“三藩之乱”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还有十年的时间。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皇帝在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即将达到京畿地区的时候，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让他放弃关外的全部城池，回京勤王。但是此时的吴三桂却慢驰缓行，从宁远到山海关120公里走了14天，到了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正统明朝灭亡，吴三桂仍未到达。

在这之后的吴三桂在清朝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之间首鼠两端，最终选择了在山海关大战的阵前向清军投降，同时引清兵进关，大破李自成大军。从这个时候开始，吴三桂正式成为了清朝的臣民，在此后追击李自成，还是同南明小朝廷的作战中，吴三桂异常勇猛，横扫西南半壁江山，为大清王朝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在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领兵攻入缅甸，迫使缅甸国王交出永历皇帝朱由榔，并在昆明将其绞死，在对大清王朝表达忠心的同时，也献上了一份厚重的“投名状”。

至此，吴三桂以及整个吴家到达了权势的最高峰。吴三桂本人从刚刚投降时的平西王爵位，被加封到了平西亲王，纵观清朝历史只有两位异性王能够被封为亲王级别，他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就是同为“三藩”的平南王尚可喜。吴三桂也被允许在云南开藩设府、世守云南，同时兼辖贵州。他的儿子吴应熊迎娶了皇太极的女儿，成为了“和硕额驸”，并且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衔。

然而，处于对吴三桂的防备以及不信任，当时的朝廷还是给予了吴三桂极大的限制。第一步，在康熙二年（1663年）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其“平西大将军印”。第二步，也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以“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收回其任免官员的权力。第三步，康熙六年（1667年），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朝廷中央，加强朝廷对于云贵地方事务的管控。

第四步，同年，下旨命“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收回了吴三桂手中的司法审判以及生杀大权。这里特别说明一点，康熙皇帝智擒鳌拜、掌握大权的时间是在康熙八年（1669年），此时掌握朝政，并且施政执行的还是鳌拜等人，并不是康熙皇帝自己。尽管当时的朝廷中央想要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来限制并且削弱吴三桂的权力及影响力，但是实际的效果确是收效甚微。

首先是在军权上。尽管吴三桂已经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信，但是吴三桂对于他辖属军队的管控却不并不依靠这门印信。印信之所以在古代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皇权对于兵权的管控和限制，特别是宋朝开始出现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印信成为了统御全军的重要凭证和身份象征。但是吴三桂所统领的军队的班底，是他在明朝辽东战场上统领的那支“关宁铁骑”的最后力量，是跟随着吴三桂一同投降了清朝，经过二十多年的征战，这些人早已经是军队中的骨干和核心。

而此时的他们与吴三桂不仅有着巨大的认同感与同理心，更是利益的共同体，他们对于吴三桂的认可与支持远远超过了清朝的皇帝与朝廷。所以印信对于吴三桂来说，并不重要，收回印信并不能阻碍吴三桂对于军队的管控。与此同时更为严重的是，清朝收回了印信，非但没有能能够限制吴三桂，反而吴三桂依旧能够施展其影响力。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就曾以“构衅苗蛮，借事用兵”为名，要求朝廷允许其扩充军队，补充军饷，朝廷也只能答应。

长此以往，使得当时的现实并不是“三藩之用半天下”，而是吴三桂之用“半天下”，因为当时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约一千万两左右，而三藩的费用高达一千一百多万两，吴三桂一藩的开销就占据了一半，这也导致了清朝政府与吴三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次是在行政权力上。尽管清朝收归了其人事任免权，地方事务管辖权也开始逐步收回，但是依旧不能改变吴三桂是云贵“土皇帝”的现状。

一方面，云贵地方的官员，仍然是以吴三桂的旧部或者经由吴三桂推举任命的官员为主，真正有朝廷指派的官员数量并不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前往云贵的官员，皆为自己的前程，甚至可以说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到任后马上依附于吴三桂，因而吴三桂已经把持着云贵的官场势力。最终，吴三桂与朝廷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逐渐发展为了叛乱。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云贵的吴三桂也提出了撤藩请求，康熙皇帝也予以了批准。实际上，三藩之中，真心实意想要撤藩的只有尚可喜，并且，也仅仅是尚可喜本人想要撤藩，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儿子尚之信也并不赞同。

然而此时的康熙皇帝也因为年轻气盛和急于求成，犯下了巨大的失误，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力排众议，决议撤藩。康熙的这一举动，不仅极大的刺激了吴三桂，也刺激到了吴三桂手下的官员和将领们，特别是与他一同投降清朝的“关宁铁骑”的旧部，这些人反而成为鼓动并且支持吴三桂叛乱最为坚定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也是吴三桂军中的核心与骨干。

于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起兵造反。耿精忠、尚之信以及盘踞在台湾的郑氏集团纷纷响应，一时间叛军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与清军隔江对峙。康熙皇帝则是立马组织兵力予以抵抗和反击，最终经过八年的努力，终于平定了“三藩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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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在康熙二年（1663年）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其“平西大将军印”。历史上，吴三桂上交平西大将军印的时间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距离吴三桂起兵，发起“三藩之乱”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有十年的时间。尽管吴三桂已经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信，吴三桂对于他辖属军队的管控却不并不依靠这门印信。

吴三桂造反前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为何还能调动军队？

历史上，吴三桂上交平西大将军印的时间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距离吴三桂起兵，发起“三藩之乱”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还有十年的时间。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皇帝在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即将达到京畿地区的时候，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让他放弃关外的全部城池，回京勤王。但是此时的吴三桂却慢驰缓行，从宁远到山海关120公里走了14天，到了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正统明朝灭亡，吴三桂仍未到达。

在这之后的吴三桂在清朝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之间首鼠两端，最终选择了在山海关大战的阵前向清军投降，同时引清兵进关，大破李自成大军。从这个时候开始，吴三桂正式成为了清朝的臣民，在此后追击李自成，还是同南明小朝廷的作战中，吴三桂异常勇猛，横扫西南半壁江山，为大清王朝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在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领兵攻入缅甸，迫使缅甸国王交出永历皇帝朱由榔，并在昆明将其绞死，在对大清王朝表达忠心的同时，也献上了一份厚重的“投名状”。

至此，吴三桂以及整个吴家到达了权势的最高峰。吴三桂本人从刚刚投降时的平西王爵位，被加封到了平西亲王，纵观清朝历史只有两位异性王能够被封为亲王级别，他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就是同为“三藩”的平南王尚可喜。吴三桂也被允许在云南开藩设府、世守云南，同时兼辖贵州。他的儿子吴应熊迎娶了皇太极的女儿，成为了“和硕额驸”，并且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衔。

然而，处于对吴三桂的防备以及不信任，当时的朝廷还是给予了吴三桂极大的限制。第一步，在康熙二年（1663年）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其“平西大将军印”。第二步，也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以“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收回其任免官员的权力。第三步，康熙六年（1667年），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朝廷中央，加强朝廷对于云贵地方事务的管控。

第四步，同年，下旨命“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收回了吴三桂手中的司法审判以及生杀大权。这里特别说明一点，康熙皇帝智擒鳌拜、掌握大权的时间是在康熙八年（1669年），此时掌握朝政，并且施政执行的还是鳌拜等人，并不是康熙皇帝自己。尽管当时的朝廷中央想要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来限制并且削弱吴三桂的权力及影响力，但是实际的效果确是收效甚微。

首先是在军权上。尽管吴三桂已经上交了“平西大将军”印信，但是吴三桂对于他辖属军队的管控却不并不依靠这门印信。印信之所以在古代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皇权对于兵权的管控和限制，特别是宋朝开始出现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印信成为了统御全军的重要凭证和身份象征。但是吴三桂所统领的军队的班底，是他在明朝辽东战场上统领的那支“关宁铁骑”的最后力量，是跟随着吴三桂一同投降了清朝，经过二十多年的征战，这些人早已经是军队中的骨干和核心。

而此时的他们与吴三桂不仅有着巨大的认同感与同理心，更是利益的共同体，他们对于吴三桂的认可与支持远远超过了清朝的皇帝与朝廷。所以印信对于吴三桂来说，并不重要，收回印信并不能阻碍吴三桂对于军队的管控。与此同时更为严重的是，清朝收回了印信，非但没有能能够限制吴三桂，反而吴三桂依旧能够施展其影响力。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就曾以“构衅苗蛮，借事用兵”为名，要求朝廷允许其扩充军队，补充军饷，朝廷也只能答应。

长此以往，使得当时的现实并不是“三藩之用半天下”，而是吴三桂之用“半天下”，因为当时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约一千万两左右，而三藩的费用高达一千一百多万两，吴三桂一藩的开销就占据了一半，这也导致了清朝政府与吴三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次是在行政权力上。尽管清朝收归了其人事任免权，地方事务管辖权也开始逐步收回，但是依旧不能改变吴三桂是云贵“土皇帝”的现状。

一方面，云贵地方的官员，仍然是以吴三桂的旧部或者经由吴三桂推举任命的官员为主，真正有朝廷指派的官员数量并不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前往云贵的官员，皆为自己的前程，甚至可以说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到任后马上依附于吴三桂，因而吴三桂已经把持着云贵的官场势力。最终，吴三桂与朝廷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逐渐发展为了叛乱。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云贵的吴三桂也提出了撤藩请求，康熙皇帝也予以了批准。实际上，三藩之中，真心实意想要撤藩的只有尚可喜，并且，也仅仅是尚可喜本人想要撤藩，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儿子尚之信也并不赞同。

然而此时的康熙皇帝也因为年轻气盛和急于求成，犯下了巨大的失误，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力排众议，决议撤藩。康熙的这一举动，不仅极大的刺激了吴三桂，也刺激到了吴三桂手下的官员和将领们，特别是与他一同投降清朝的“关宁铁骑”的旧部，这些人反而成为鼓动并且支持吴三桂叛乱最为坚定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也是吴三桂军中的核心与骨干。

于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诛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提出“兴明讨虏”，起兵造反。耿精忠、尚之信以及盘踞在台湾的郑氏集团纷纷响应，一时间叛军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与清军隔江对峙。康熙皇帝则是立马组织兵力予以抵抗和反击，最终经过八年的努力，终于平定了“三藩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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