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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下称《李训墓志考》）的公布，仅是笔者数年间事务之余，夜半啃读的一个功课。刚好2019年做完，也就当年发布了。没想到引起社会、学界这么大的关注。本人非常乐于接受来自于海内外学界的批评和指教，由衷致谢。

关于朝臣备书李训墓志，目前学界最兴奋和最多说法的讨论点基本都来自“日本国朝臣备书”这七字。这种兴奋和六年多前我接电话听到这几个字时的激动如同。

自去岁12月25日以来，我陆续收到许多国内及海外学界的信息反馈，可谓各有真知，灼见迭出，受益匪浅，深为感激。尤其石晓军教授《也说<李训墓志>中的“朝臣”》（2020年1月8日，澎湃新闻，以下简称石文），以深厚的日本史研究功力和视角，清晰表述了日本史料文献涉及日本国内古代名、姓、氏的使用，备受启发。

但最核心的日本人入华后名姓变化的问题，石文留下一整组问号，而并未做任何解释。“有人会问，那么《旧唐书》卷199上《东夷传/倭国》（石按：王文b将此误记为《旧唐书》卷199《日本国传》）提到的‘长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以及《新唐书》卷220《东夷传/日本》中的‘遣朝臣真人粟田贡方物。……粟田复朝，……其副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中的‘朝臣真人’和‘朝臣仲满’又作何解？而且唐人林宝《元和姓纂》卷五还专为此立项曰：‘朝臣。日本国使臣朝臣真人，长安中拜司膳卿同正；朝臣大父，拜率更令同正。朝臣，姓也。’（石按：王文b从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辩证》转引《元和姓纂》上文时，断句有误记）。这些又当怎样解释？关于这一点，几句话难以说清楚。这里我只想提请大家注意，上述记载均出自于中国史籍的记载。简而言之，此与唐人以及其后的历代中国人对于日本情况的认知程度以及误解有关。”（2020年1月8日，澎湃新闻）

前揭石文所谓“几句话难以说清楚”的恰恰是“李训墓志”结尾这个异国书丹人名姓的核心。石文胪列的日本文献讲述的都是下道朝臣真备（吉备朝臣真备）名姓在日本的变化和赐姓问题，完全没有考虑到日本人入华后名姓的问题。目前所见日本任何文献都没有关于日本人到中土后怎么使用名字的记载，而这一问题恰恰是笔者《李训墓志考》特别留意的所在。

笔者在做《李训墓志考》时，特别考虑到如此重要的材料，宛如一块绝美味的蛋糕。不要因笔者学力浅薄，而有所拨损。所以，笔者文几乎仅仅限于717—734年间，发生在唐土的事件，个别无法绕过的诸如“八色姓”、“下道朝臣真备（吉备朝臣真备）赐名”、“吉备朝臣泉”，以及名姓签押问题外，近乎把所有“下道朝臣真备（吉备朝臣真备）”回日本国以后的问题都让了出来，就是希望能清晰、干净地将“朝臣备”课题涉及日本史研究的部分，交给后续跟进的更多的学力精深、学养宏厚且精通日本史料、语言的学者去深入研究，而笔者也有机会能一并学习，故笔者文中主要涉及的就是“朝臣备”在华的部分。由此一些史料的信息就显得极其重要。

第一条，《续日本纪》卷卅三·光仁纪三·第五条载：

“宝龟六年（775）十月壬戌，前右大臣正二位勋二等吉备朝臣真备薨。右卫士少尉下道朝臣国胜之子也。灵龟二年（716），年廿二，从使入唐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该涉众艺。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天平七年（735）归朝，授正六位下，拜大学助。高野天皇师之，受礼记及汉书。恩宠甚渥，赐姓吉备朝臣。”（注：此“吉备朝臣”赐姓是天平十八年（746）的事。见《续日本纪》卷十六·圣武纪八·第五条）

第二条，《续日本纪》卷十二·圣武纪四·第一条载：

“天平七年（735）三月丁巳朔丙寅，入唐大使从四位上多治比真人广成等，自唐国至，进节刀。夏四月辛亥，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唐礼》一百卅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廿只、平射箭十只。”

这两条史料锁死了，后世熟知的“吉备（朝臣）真备”，养老元年/开元五年（717）入华；天平七年/开元廿三年（735）回国时的完整日本名姓为——下道朝臣真备。

第三条，唐人林宝撰《元和姓纂》卷五·朝臣载：

“日本国使臣，朝臣真人，长安中拜司膳卿同正；朝臣大父，拜率更令同正。朝臣，姓也。”

这条史料确认了入华的日本使臣官员在华土时，有明确省略最前姓而直接使用“朝臣”为姓者。“朝臣真人”、“朝臣大父”，以及《旧唐书》、《新唐书》中出现的“朝臣仲满”等皆为此例。且“朝臣仲满”最后的名字更简化为“朝衡”（晁衡），不能排除，在“朝衡”前还曾经叫过“朝臣衡”。

就前揭三条日本和中土史料，已经可以明确判定，717年抵华时、735年返日时“下道朝臣真备”的名姓信息。而734年一位精通汉字书法的日本国留学生为鸿胪寺中级官员“丞”李训书写了墓志，这个落款自己的名字为“朝臣备“的人，完全吻合唐代史料中出现的“朝臣真人”、“朝臣大父”、“朝臣仲满”的所谓日人汉名的结构和习惯。特别是“朝（臣）衡”到“晁衡”的再次简化，可知李训志尾出现的日人汉名，妥帖得体。2004年发现的“井真成”墓志，因日本文献无记载，从新恢复其日人汉名关联的实际日本名姓，多有艰难和不确定。

王瑞来教授《王瑞来：“朝臣”解》（2020年1月2日，澎湃新闻，以下简称王文）：“唐代诗人包佶有首题为《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的诗。这里的’晁巨卿’就是晁衡。写作’晁巨卿’其实是错的。‘巨’字当为‘臣’字的形近而误。从《全唐文》到所有引述包佶这首诗的，几乎都误作了‘巨’。有些当代人还以名公巨卿来谬解此名。只有周必大主持刊刻的《文苑英华》不误，记为‘晁臣卿’。顺便说一句，文史考证，其实也是离不开校勘学的。拥有校勘学意识，可以意外地解开不少历史之谜。从叫作‘晁臣卿’也可窥见，晁衡即使在唐朝住了几十年，也还对表示他曾经的地位的‘朝臣’念念不忘。称晁衡为‘臣卿’，大概或为晁衡所自拟之字。与‘晁’姓连读，其中便隐含了‘朝臣’。”

前揭王文关于“晁巨卿”有可能是“晁臣卿”之误的解释值得留意。但应该并非是王文所及“晁衡即使在唐朝住了几十年，也还对表示他曾经的地位的’朝臣’念念不忘”。这里更多念及的应该还是表示其家族日本赏赐姓的纪念和回忆以及日人汉名习惯，同时不排除暗含地位概念。

有了前揭整体信息，以“朝臣备”关联“下道朝臣真备”为同一人，就时间、空间特别是历史逻辑是吻合的。至于后来的那个令海内外社会新闻媒体瞩目的“吉备（朝臣）真备”，仅是新闻点的效能而已。笔者描述更愿意讲“朝臣备”（下道朝臣真备）。

再，关于“备”字繁简体或者繁体异写的问题。实际上笔者在《李训墓志考》内做附图时已经提供的非常清晰明了了。“朝臣俻”书丹所用是“俻”，而不是“備”。“正仓院北仓存，天平胜宝八年（756）十月三日至延历三年（784）三月二十九日《双仓北杂物出用帐（东寺司）》，在近尾处，有‘天应二年（782）二月廿二日送纳，大小王真迹书一卷。……造寺司长官吉俻朝臣·泉’的签押”，其所用也是“俻”。“吉俻朝臣·泉”，“朝臣俻”（下道朝臣真备），所写“俻”字相同；而并非是“備”字。

另，关于“《敕献东大寺献物帐》（大小王真迹帐）尾末：天平宝字二年（758）六月一日。紫微内相从二位兼行中卫大将近江守藤原·朝臣，签押。《敕献东大寺献物帐》（藤原公真迹屏风帐）尾末：天平宝字二年（758）十月一日。太保从二位兼行镇国太尉藤原惠美·朝臣，签押。《敕东大寺封五千户》文书，尾末：天平宝字四年（760）七月廿三日。太师从一位藤原惠美·朝臣，签押。”笔者要表述的是“可以确认当时公文签名的格式和‘朝臣’封姓的使用。天武十三年（公元685年）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时，应有直接用‘朝臣’为姓的状况，后逐步加注‘朝臣’前的区别姓；且这类加注也有是通过再次封赏获得的。”（见：《李训墓志考》P56,57页）

同时，“天武十三年（公元685年）冬十月己卯朔(一)，诏曰：’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万姓。一曰，真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祢。四曰，忌寸。五曰，道师。六曰，臣。七曰，连。八曰，稻置。’‘十一月戊申朔，大三轮君、大春日臣、阿倍臣、巨势臣、膳臣、纪臣、波多臣、物部连、平群臣、雀部臣、中臣连、大宅臣、粟田臣、石川臣、樱井臣、采女臣、田中臣、小垦田臣、穗积臣、山背臣、鸭君、小野臣、川边臣、栎井臣、柿本臣、轻部臣、若樱部臣、岸田臣、高向臣、宍人臣、来目臣、犬上君、上毛野君、角臣、星川臣、多臣、胸方君、车持君、绫君、下道臣、伊贺臣、阿闭臣、林臣、波弥臣、下毛野君、佐味君、道守臣、大野君、坂本臣、池田君、玉手臣、笠臣凡五十二氏，赐姓曰朝臣。’”（《日本书纪》卷廿九·天武纪［下］：天武天皇十三年条。）明确讲到“赐姓曰朝臣”，至于后来再如何加注前姓以示区别，应该以精熟日本史研究的学者结论为准。不能排除笔者理解的不够到位而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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