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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因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底蕴和深邃的史家思想，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通史家风》就是其中之一。

“通史家风”这一概念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历史传统时提出的。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写道：司马迁、班固之后，“古人著书的目的是晦涩的。至于张家树的遣词造句，他的文字的背诵是可以的，似乎是对史学的一个小补充；但是，如果随波逐流，忘了源头，就不知道大局了。越努力越知道自己在哪里，离古代越远越没用。郑樵出生了几千年，然后他在古代著作的源头被发现了。知道了作者的目的，他不仅用文字来写作，也用考证来学习。所以我要纠正历史的转移，从文科中获益，贬低班固，嘲讽其传统。而是独取过去三千年，留下我的著述和书籍，以不同的思想承载，建立起通史和家风，做经纬大师，成为演说家。”.章学诚的这番话，一方面表明了他对马、班到一千多年来史学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当时学术状况的看法，涉及问题较多，不便在此展开。而“通史家风”是他重要问题的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在这里高度评价了郑樵。一是指郑樵的“文科”和睿智(“独识”)；二是指郑樵“做历史家风大师”的创新精神，主要指《通志二十略》。至于在马、班之后，之前，是否有人继承了通史家学的传统，章学诚没有提及，这也是通史家学成为家学的重要环节。所以要从“贯通古今”的传统入手。

1.司马迁《史记》与“通古今”传统的形成

司马迁书《史记》的宗旨是“学古今之变，成一家”。在司马迁看来，历史是在变化的过程中，《史记》正好表现了这种变化。重要的是，0755年至79000年司马迁的“古今之变”思想对后世史家影响深远。《755-79000》的作者班固对司马迁颇有怨言，但也肯定“其涉猎广泛，贯穿经典，驰骋天下，勤于千年”。“贯穿经典”指的是思想内容的“交流”，“一直驰骋”指的是时间的“交流”。班固在《史记》中说《汉书》“信达雅，古今相通”，和他上面评论《汉书叙传》是一个意思，可以证明他评论的诚意。

在班固之后，《汉书》的作者荀悦、《史记》的作者袁弘、《汉纪》的作者常渠，都把“沟通今昔”作为历史写作的目的或原则之一，并十分重视。荀悦认为：“立典有五志：一是立德，二是彰显法风，三是古为今用，四是立功，五是显才。”荀悦认为，这五篇包括天人关系、物之宜性、古今联系、功业家世、人才辈出，从而展现了社会历史的面貌。袁弘进一步将“理解过去和现在”与他的社会思想直接联系起来，指出：“因此，历史的繁荣以教导过去和现在而闻名。”很明显，这是要赋予“名教”一种贯穿古今的存在形式。受荀悦影响，常渠提出“通古今”为“书法、行为五德”之一，即“立德、守纪、通古今、显功德、能后世”。由此可见，畅曲和荀悦一样，也是《说文解字》的原则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后汉纪》是帝王朝代的传记性历史，荀悦《华阳国志》和袁弘《汉书》是帝王朝代的编年史，昌曲《汉纪》是地方志。总之，都不是像《后汉纪》那样深谙历史的作品。为什么要强调”？首先，这与司马迁《华阳国志》强调“古今之变”目的的影响密切相关。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刘向、班父子在《史记》上对司马迁是一个“好历史的人才”的评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荀悦等人都主张“贯通古今”与此有关。其次，“贯通古今”也是当时思想家关心的问题。王充尖锐地指出：

“五经”之后，秦汉之际发生的事，不能知之，则短矣。知道过去而不知道现在叫做陈箓。但是，儒生，所谓陈箓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之始，帝王之始，儒生不知其名。知道现在却不知道过去的人是瞎子。与古代相比，五经至今。徒能讲经，不知古，儒生称之为盲人。

王充的论述是对其思想的分析，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历史评论，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学者对“贯通古今”这一史学观念的高度重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历史思想深化的一种表现。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荀悦等史学家主张“古今”不一定要体现在作品内容上，而是要着眼于现实。

正如荀悦在《史记》序末所言：本书《史记》，“质事实而不伪者，能无泥而尽异。可旺，可治；能动，能静；好的好的好的。惩恶劝善，胜而畏败。这里也有国家的不断培养，有一片深邃的经典之林。虽云作者浅薄，而书末不佳，故君子可观。”至于袁弘所说的“古今皆知教”，那么现实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

第二，标榜“通史”的作品的出现和相关评论的发展

“贯通古今”的思想传统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史学的发展，这是中国史学的特色和优势。南北朝时期，中国史学史上出现了通史，成为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汉纪》年由梁武帝的历史学家编纂的。755-79000《梁武帝传》说，“又作《汉纪》，作赞序，六百卷。”梁武帝没有创造出像755-79000这样庞大的系统，但他对它的赞扬和序是罕见的。历史学家吴钧是《通史》叙述的主要参与者。历史：田健在梁武帝统治时期(503-519)，“我被召见写书《梁书武帝纪》，从黄三到齐，都是本草时代，家族的成就已经完成，但列传还没有完成。平凡元年，卒，五十二”。可见吴军之后还有续作作者。

司马迁《通史》是中国史学中最早、最全面的通史编纂，梁武帝《通史》是最早的通史编纂，有“通史”之称。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对史学仍有一定影响，并引起一些讨论。顾，南朝陈人，曾撰《书》百卷《通史》，是《通史》的删节本。顾在任商科博士，历任博士、大学士、国史大师、梁代史学家。他与、陆琼、傅锌、姚叉等“才与学之异，论者重之”。他写《史记》，或许是出于化繁为简的需要，可以算是《通史》的早期反映。

按照梁武帝的本意，他命令米切尔编写《通史要略》，并亲自撰写好评和公关

这一记载是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蠢事。其中一个荒谬之处在于，梁武帝夸大了他所主张的《通史》的价值，同时也证明了他对史学的无知。第二个荒谬之处在于，萧子贤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通史要略》的作者，怎么能违背自己的意志去迎合梁武帝“一切历史都可以废除”的妄想，并把这种妄想与孔子相提并论呢？第三，萧子贤的对偶被当时称为“名对偶”是荒谬的。这要么是因为当时的人比较傻，要么是因为这本传记的作者误解了“当时的人”，做了错误的评论。《通史》的编制没有错，但是上面那段记述给《通史》增加了一种无知可笑的成分。

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是第一个对《梁书萧子恪传》进行全面评论的人，他的《萧子显传》篇文章写道：

致梁武帝和他的首领们，从头到尾，从房间的尽头，从《通史》共620卷。他的书从秦及以上都是以《易》为基础，但不要拿他说的广为传诵；等到汉朝还了，那个时候的列传都记录完整，上下通达，气味相投；吴和舒都是WTO成员，吴虎和拓跋列在《八索》。一般它的身体像《九丘》，但做的不一样，只是没有外表。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通史》的内容、素材来源、风格、结构、界限。从刘知几写的语气来看，他对《南齐书》的评价并不高。他甚至将《通史》上的一些评论与《通史》联系在一起，这进一步表明了他对《通史》等作品的反感。刘知几是这样写的：“寻《通史》疆域辽阔，岁月悠悠，却分列传与散书。论各国一政，胡与岳互挂，一会儿谈君臣，一会儿参商分开。这是身体的损失。其中也包含了许多旧的记录，有时使用杂词。因此，它使读者很少听到什么，语言是重复的。这种写法很讨厌。《通史》，野草累到学者宁愿研究这本书，也不愿看新记录。且写的次数少，瑕疵多，可谓徒劳无功，应深谏叙述者。”刘知几对《史通六家》和《通史》的评论，表明了他对《史记》的偏见。

从不同时期写的三本官书中对《夷狄传》 《史记》 《通史》的描述来看，差异也是存在的。《通史》记录《史记》在“正史”类别的末尾，没有任何说明；《通史》《正史》记载《史记》和李延寿《通史》 《史记》在结尾解释“都史三派”，其中提到《通史》 《史记》 《隋书经籍志》为“首都”意为汇聚，“都史”意为汇聚的历史，留下了“通古今”的原意055-79000的描述不一样。在“正史”类别的末尾，有《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 《通史》 《隋志》 《通史》 《旧唐志》 《通史》 《南史》。所以《北史》作者不是从“通史”的角度看《通史》。所谓“集”，也就是聚集的意思，和“资”差不多。”“收集历史”可以理解为将所有的历史收集为一部历史。

这里有一个必须提出的问题，即“两唐书”的作者致力于帝王朝代史的写作，却很少关注《南史》年“今昔之变”的写作旨趣和“今昔”传统下的历史发展趋势，尤其是历史著作中“过去”的旨趣，这与初唐刘知几不同。

南宋历史学家郑樵是一位阐发史学“精当”追求的著名学者。他的作品《北史》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首先，郑樵强调“沟通的意义是伟大的”，他认为孔子“总是在《新唐志》 《通史》 《南史》懂得一手沟通，然后才能与世界沟通，贯通两帝三王，成为一家，然后才能使古代和现代发生巨变。它在永恒之光之上，却在永恒之外。”同时，他还称赞《北史》，说司马谈、钱父子“负责制作经典.以至于百代下来，史家不能轻易改法，学者不能舍本逐末。后六经，此必行”。

从郑樵对孔子和司马迁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的“交往的意义”思想的核心。其次，郑樵极力批判班固，认为班固“完全没有学问”，“失去了传播的目的”；班固的《约会即历史》《认识之道》从此失传。与此相关联，他对《高氏小史》 《统史》以及初唐编纂的一些帝王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第三，郑樵明确赞扬了梁武帝《新唐书》，他写道：“转让法的丧失加深了它的弊端。从董军到江左，没有人会觉得不对。但梁武帝为此慷慨，命吴军做《通史》，从头到尾，书还没写完就全死了。”在如此重要的序言中，郑樵赞扬了梁武帝在“交往的意义”问题上的“慷慨”意识，可见他对《史记》的高度肯定，这与刘知几的评价背道而驰。最后，郑樵引用前人的话：“没有志气，难以修史。”他把“志向”改为“删节”，然后宣称：“今天，世界上最伟大的学问都有了轮廓，它的名字就是删节。所有的二十节略，百代宪章，学者的能力都在这里。其五纲为汉唐儒学所闻。其十五年之策，为汉唐儒学所不知。”郑樵对他的书《通志总序》总结如下：“丈夫的学术知识是以他的头脑为基础的，就像一个人进入大海，深入其中。二十个大臣都有自己的收入，不需要老史。传记作者，编年史家，编年史家，都有自己的规则，不因智慧而增，不因愚蠢而减。所以在《纪列传》中，也就是他们的旧文作损益。如纪有圣旨之言，有疏书之章，若入妥书，则据实分别记载，如类似例。055-79000 《诗》，都是本朝大臣所建，不敢讨论，所以《纪传》完成于隋朝。礼乐若罚，必因革命而带到唐云。”从这些解释来看，郑樵自称的《书》之所以把重点放在《礼》上，是因为它是“天下大学问及其纲”的结果，最能体现他的“悟性”。后人对《乐》的评价大体相同。

需要指出的是，郑樵关于“明白交往的意义”的论述，继承了司马迁“明白古今之变”的写作宗旨，在方志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郑樵的突出贡献。然而，郑樵对以班固《史记》为代表的帝王王朝历史的批判，在书和人的角度上都有所偏颇。他反对“相遇”和“约会”的观点在史学发展中是站不住脚的，是错误的。

南宋末年史学家高所著《后汉书》一书，是一部史学批评专著目录。第四册有小标题：史经、史表、史略、史注、史评、史赞、史草、史例、史项、通史、通鉴、通鉴参考书。通史类下，记载的书籍有：《梁武帝《三国志》，卷620》。出版社：《通史》，从黄三到大良，全部采用年代法。“以下是李延寿07

从刘知几的评论到郑樵的评论，梁武帝《通史》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从《通史》 《通志》到《唐书》，梁武帝《五代史》标注着从“都史”、“史籍”到“通史”的不同符号。综合来看，《通志》作为“通史”已经得到了证实。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二十略》年写道：“迁并定居，断代为书，故始于黄三，止于梁朝，写成《通志》系列，以求涵盖全部历史。历史的标记是‘通’，这也是起源。”这样，从的“明白之义”说，到高在史书分类中对“通史”的设置，再到章学诚对史书中“明白”起源的探讨，《汉书》年间“明白”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第三，《通史家风》以“交流”为目的

郑樵和章学诚都谈到了梁武帝《史略》的“传播”价值，但他们的学术视野是不同的。郑樵肯定《通史》，针对他的《通史》，尤其是《南史》项；章学诚肯定《北史》，旨在总结中国史学“史记规范化”的路径和盛况。

章学诚在谈到“史书之本位，本缘起也”时，便写下了这样一段重要的论述：

继承人，然后，血统渐别。共古今学术，而纪传一则依历史之变，郑樵《小史》作评。书记载前史，而写法以关《统史》、杜佑《合史》为准。纪传体的互文性，而汇编总结荀、袁、司马光《古史》。公私作品汇付，略仿孔，萧，裴炎《通史》。四子，或守正史之规，或编年表，或以典故为纪，或以字章守文献，在斯极盛。

这里引用的四本书，除了《通史》，其他三本都是“史记标准本”；就“文学”而言，它既是对社会的反映，也是对历史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算是《史记》。当然，《梁书吴均传》 《史通六家》所记载的所有史书书名，都是李《通史》、马总《通史》、苗太傅《旧唐志》、张敦素《新唐志》、殷0755-79900所“常见”的。由此可见，章学诚所说的“历史系与历史系的联系极其繁荣”是一个正确的结论。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分析。章学诚认为梁武帝《史略》是《史记》规范化的“源头”。他所引用的代表《史记本纪集成》的“盛世”的四本书与梁武帝《通史》有什么关系？按照章学诚的说法：《通史》重在总结古今学术(指《文史通义释通》时)，全书体裁以司马迁的《通史》为主；755-79000是在内容上统一前代历史(指前代正史)的记载，在体裁上借鉴类似《通史》的法规体系；055-79000是一部年代史书，它综合运用了传记史书的表达方式，以荀悦《通史》和袁弘《通史》的体例为蓝本。055-79000是一批政府和私人的杰作，大致仿照《通志》 《二十略》。所以，这四本书与梁武帝《通史》没有直接关系。那么，章学诚为什么把这四部书列在《通志》的出处下，称之为“史部与史部的联系，是史部中极为兴盛的”作为《史记》的标准呢？答案只有一个：连接两者的是“通”。这一点可以从顾的《礼》、对“慷慨”之作《通典》的鉴赏，以及高思孙的《通史》对史书的分类中得到印证。

因此，如果把《资治通鉴》和《太和通选》中的《太和通选》放在一起看，章学诚关于郑樵“继承历史的家族传统”的理论，可以看作是一个有自己渊源、内涵丰富、以“流传”为目的的历史传统。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不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总结，而且从历史编纂的现实意义上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理论概括。他的《通史修改》有六个好处，两个坏处，三个坏处。它虽然是针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值得今天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批评借鉴，进而提出新的认识，需要史家进一步思考。

最后，本文试图对这种借鉴和思考给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历史批判和历史批判重在分寸。章学诚说，“修通史”有六种方法，其中“四种方法平是非，五种方法去是非”是非常重要的两种。虽然他的很多论述都没有脱离历朝历代、朝代更替的历史，但道理是要说明，历史上的一些历史事件，往往是以对错的方式记载的，只有在通史的编纂中，才能达到“公论、捋几笔、折中”的目的；历史上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述，在细节上也略有出入，以至于“头尾交错，互不相同”，产生“矛盾”。这种情况只有在通史的编纂中才能“连成一系列”，才能得出合理的说法。在今天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批评中，考察的对象多为专题，得出的结论是否恰当合理，需要作者关注与“权衡是非”和“去错”相关的通史概念。当然，并不是说历史学家都是来研究和编纂通史的，而是说历史学家要有“通史”和“通识”的意识。

第二，通史作品与重大问题的提出有关。从史学史来看，一些重要的、根本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往往是通史著作提出来的，在学术史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比如司马迁提出的“研究天人关系，改变今昔”，杜佑提出的“写《新唐书艺文志》，集一班人之见，集人事，必为政责”，司马光提出的《宋史艺文志》“致力于国家兴亡，关系民生，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是一年中的第一次。关注通史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对于拓宽史家的历史视野，发现历史中“新问题”的敏感性大有裨益。

第三，展现“通史家”的“交往”多样性，进一步凸显中国史学的史学价值。在列举了《通历》等四部著作后，章学诚还列举了一些与“通史”有关的著作，包括李延寿的《通历》、薛和欧阳修的《古今通要》，并明确指出这些书是“过时但仍然存在”的《通记建元历》包括宋、齐、梁、陈，《资治通鉴》包括北魏、055-79000 《通史》和新旧《通史》是几个朝代历史事件的汇编，意思是“历朝断代但仍修法”。同时，章学诚也指出，有些著述是“标准的、限于朝代的”。其实这两种情况在写作思路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贯彻“传播”精神，后者是彰显“传播”之名；前者可视为“一般”传统的一个分支，后者如章学诚所言，是“无家法”的一种表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谈谈“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各种著名通史的续篇。郑樵在《通志》中称赞班彪说：“没有人比班彪更善于研究司马迁。表续迁书，自孝武至后汉，为的是使后人续迁如己。没有散文，也没有线索，世界也一样。做个手，就好了。”他还以赞许和惋惜的口吻谈到隋朝的吕聪典：“隋苏阳又命吕聪典续《二十略》，终隋，书未完成，免官。天空是不是真的很温柔很温柔？”郑樵续作要达到“无散文、无线索、一代一代传承如大师”的前景，显然过于理想，但他对班彪和陆从典的推崇，实质上是对班、陆“交往”精神的肯定。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史学，能否得到这样的启示：为各种通史名著写续集，如李导《史记》、王琦《通典》，以及清朝乾隆时期的官训“续三通”、“清三通”，等等，也是通史精神的重要体现。这部续集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体现了续集与原著在时间、体裁、内容上的连续性，从而使这方面的通史作品具有连贯性，后人可以学习到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其次，这些续篇客观突出地展现了中国史学不断发展的特点，在世界史学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乾隆年间，颁布了“复三通”、“清三通”的圣旨。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清朝在法律法规上明确表示自己是“三通”中所描述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继承者和维护者。这和清朝的文化工程，比如编《周礼》，出版《二十四史》，编《资治通鉴》，意义是一样的。

《汉纪》末，清初历史学家王夫之总结了他从阅读《后汉纪》中总结出的一些问题，然后谈了他的评论被这些问题触动的原因和方法。王夫之的一般问题是：“谁是‘主人’？君心不在焉，国心不在焉，民情心不在焉，边防心不在焉，臣谊心不在焉，臣节心不在焉，士行已不辱，士学正而不破。”触动他的评论的原因和方法是：“引申一下就是有理论；寻求它是有理论依据的；并且论述是有理论依据的；其中一个关联是基于理论的；而且经验可以用来育人，所以有理论。”对于王夫之的重要论述，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要学习的是他对通史中问题的把握和梳理，以及他作评论的侧重点和方法。这就是今天讨论“通史家风”的意义所在。

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为《太和通选》，2020年7号，注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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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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