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历程和作用、传播(活字印刷术促进了什么的发展)-东辰安华生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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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明于北宋，到淘汰于民国，中国传统活字印刷使用了正好十个世纪。与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具有多方面的明显优势，是一种先进技术，却一直未能取代雕版成为主流印刷方式，缘由何在？

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

是认为与雕版相比，活字版功能不完善，主要是不能保存版片以备随时印刷。黄永年先生曾指出，这是封建社会活字本不能取代刻本的“唯一原因”。

二

是认为活字印书至少需要几万个字范，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来看，成本过高，对于印刷量不大的书籍，反不如用雕版印刷合算。

三

是认为汉字的字数太多，置备一套活字，需要雕刻或铸造几万枚字，费功夫，效率低。

四

是认为活字印刷的排版工人必须识字，而古代识字人少，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工人，影响了活字的使用。

五

是认为受制于各种文化因素，如活字版错讹难以校改，影响阅读；版式不如雕版美观，字体没有雕版灵活等。

还有其他说法，但大致都可归入上述各说。这些理由，都是人们从今天的观察角度推论出来的，有的言之成理，有的则未必符合事实。实际上，在古代出版印刷活动中，有很多出版者和印刷者亲自说明了采用或弃用活字印刷的理由，他们的看法显然更值得重视，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活字印刷技术的短长，以及它未能取代雕版的原因何在。

下面搜集了一些历代出版印刷者对于活字印刷的看法，并略作说明。

一活字印刷技术发明者和改进者的看法

活字印刷有着明确的发明人，而且自问世以来，不断得到改进，留下一些比较详细的技术说明，其中就包含对活字印刷优势的判断。

沈括《梦溪笔谈》

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记载活字印刷技术的文献，是北宋时沈括的《梦溪笔谈》。沈括记录了毕昇发明胶泥活字版的情况，也对这一技术的优势进行仔细分析。《梦溪笔谈》卷十八说：

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

“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是与抄写对比；“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是与雕版印刷对比。对毕昇发明的活版，沈括看重的是“极为神速”“瞬息可就”，即具有效率优势。

元代人王祯是活字印刷的创新者，他曾创制木活字版用来印书。在《造活字印书法》中，他说：

板木、工匠所费甚多，至有一书字板，功力不及，数载难成，虽有可传之书，人皆惮其工费，不能印造传播后世。……前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时，方撰《农书》，因字数甚多，难于刊印，故用己意，命匠创活字，二年而工毕。试印本县志书，约计六万余字，不一月而百部齐成，一如刊板，始知其可用。后二年予迁任信州永丰县，挈而之官，是时《农书》方成，欲以活字嵌印，今知江西见行命工刊板，故且收贮以待别用。然古今此法，未见所传，故编录于此，以待世之好事者，为印书省便之法，传于永久。

王祯发明的木活字版，“为印书省便之法”，既省钱又便捷，兼有成本和效率优势。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插图

木活字印刷在清代得到大量应用。清乾隆三十八年，大臣金简奏办木活字版印书，事成后撰有《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他奏陈采用木活字印刷的理由是：

今闻内外汇集遗书已及万种，现奉旨择其应行刊刻者，皆令镌版通行，此诚皇上格外天恩加惠艺林之意也。但将来发刊，不惟所用版片浩繁，且逐部刊刻，亦需时日。臣详细思维，莫若刻枣木活字套版一分，刷印各种书籍，比较刊版，工料省简悬殊。……今刻枣木活字套版一分，通计亦不过用银一千四百余两，而各种书籍皆可资用，即或刷印经久，字画模糊，又须另刻一分，所用工价，亦不过此数，或尚有堪以拣存备用者，于刻工更可稍为节省。如此，则事不繁而工力省，似属一劳久便。

“事不繁而工力省”，是一劳永逸的办法。金简也是看重木活字印刷的成本和效率优势，但他也意识到使用久了，木字会模糊损坏，有可能需要补刻。

二赞成活字印刷的出版者的看法

历史上有很多出版者，使用活字版印刷书籍。他们有时候会在所印书的序跋等处，留下对活字印刷的赞成意见。

明万历初年，徐兆稷用活字排印其父徐学谟所著《世庙识余录》，在书牌中说：

是书成凡十余年，以贫不任梓，仅假活版印得百部，聊备家藏，不敢以行世也。活版亦颇费手，不可为继，观者谅之。

徐兆稷因贫穷没有能力雕版，使用活版印刷父亲的书，但印量很少，只有百部，不足以在世间广泛流通。徐兆稷选用活字版，是因其成本低廉，可以负担。

活字印版

明万历间魏显国撰成《历代史书大全》五百一十二卷，卷帙浩繁，无力刊刻，后由浙江参政郭子章等醵金用木活字排印。郭子章《史书大全序》说：

时予有事苕溪，乃谋之郡守沈叔顺、郡丞吕世华、司理周尚之，归乌二令任用予、袁元让，剞劂则举赢而力诎，缮写则事庞而日费，无若捐俸醵金，合铜板枣字印若干部，姑以卒华容之志。

“剞劂则举赢而力诎”，郭子章采用木活字的理由，也是因为它拥有的低成本和高效率优势。

清道光间李兆洛撰《古今地名通释》及《通释编韵》（当即《历代地理志编韵今释》），无力雕版，拟雕刻活字排印。他在给吴兰修的信中说：

兆洛所辑《古今地名通释》已略就绪，而卷帙烦重，写之苦艰。又成《通释编韵》一书，虽少减省，字尚五六十万，写之不易，刻之又无此力，拟为活字板印五六十部，以为传留之地。现在雕刻活字尚未施手，冬底当可卒业。

李兆洛认为，木活字印刷能解决“写之不易，刻之又无此力”的问题，也是取其效率与成本优势。

清同治、光绪间，朱学勤、朱智、许庚身担任总纂，纂成《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卷、《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书成后朱智与许庚身建议使用同文馆（由总理衙门管理）新购置的西洋活字排印。俞樾撰《朱铭笙（朱智）侍郎七十有二寿序》中说：

全书告备，例应刊布。参稽故事，所费不赀。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购自外洋之铅字活版，公与许恭慎公创议备用之。事繁而法简，功捷而费省。书成，嘉奖、升赏有差。

铅字也是活字的一种。两部《方略》共七百多卷，即使内府也难以负担其雕版费用，所以选用活字排印，取其方便、快捷、便宜。

铅活字

清咸丰间，刘毓崧代人作《蕲水郭氏七修谱序》，内云：

今亦率由旧章，循世增辑。其传系体例，一遵前谱规模，编次既全，爰仿六修成法，用聚珍板式排比印行，工省价廉，蒇事迅速。

家谱篇幅大、印量小，若用雕版印刷，单位成本居高难下，只有采用活字版，才能“工省价廉，蒇事迅速”。

清光绪间，张佩纶与王懿荣商议雕刻木活字印刷彭元瑞钞本《旧五代史》，在《涧于集》尺牍三《复王廉生太守》信中说：

彭文勤《旧五代史》钞本，结一庐得之，第重钞实觉烦重。此间顾廷一观察有活字板，惜字样不佳。据云二百金能代刊五万字，已属其详估，如果能如所估之数，木刻字虽不经久，择要刻一二种，较钞为省事省费矣。

在尺牍五《致王廉生太史》信中又说：

前商活字板一节，未赐复。细估大字四万、小字四万，刻价约二百千。此事尚可成，但未知能耐久否？一言而决。

《旧五代史》共一百五十卷，大小字合计百万以上，仅刻八万个活字即可排印，而且比抄写还要“省事省费”，足见其效率与成本优势。但张佩纶也担心，木活字不耐久，容易损坏。

三排斥活字版的出版者的说法

在古代，也有出版者在使用活字版后，表达对其不满或遗憾的态度，或在选择雕版时，给出放弃活字版的理由。

清初，冯兆张撰写《冯氏锦囊秘录》五十卷，初版用木活字排印。他在书中《内经纂要》的封面牌记中说：

是书八种，计纂内经及杂症大小合参、女科、外科、痘疹、药性、脉诀共二千余篇，系兆张三十年心血所集。欲广济世，奈力绵未能实刻，因用活版，但装刷甚繁，止印百册，以呈高明，幸勿废掷。倘遇同志，重刻广济，尤为幸甚。

他也是因为无力雕版，而选择了低成本的活字版。但他又对活字本印量太少、流传不广表示焦虑。后来此书用雕版再版，冯兆张在其中《痘疹全集》的凡例中说：

书大力绵，艰于举事，向年误听梓人，创成活版，疲精悴神，二载始竣，但字少用多，不耐久印，无如索者日众，今版废书完，势必数十年之心血，一旦付于流水。

此时他直接表示出对活字版的不满，甚至认为选用活字版是一个错误，理由是活字容易损坏，而且无法保留版片，导致印量太小，使自己的书不能广泛流通。

清康熙、雍正间，内府用铜活字版印刷《古今图书集成》，也印刷其他书籍。雍正时，庄亲王允禄等人上折奏陈颁行《御制律历渊源》事宜，其中提到：

《律历渊源》内分《历象考成》《律吕正义》《数理精蕴》三种……恭查《历象考成》系木板刷印，《律吕正义》《数理精蕴》俱系铜字刷印。今若仍用铜字，所费工价较之刊刻木板所差无多，究不能垂诸永久。请交与武英殿将《律吕正义》《数理精蕴》一例刊刻木板刷印。

印刷《律吕正义》等二书所用铜字，即印刷《古今图书集成》的铜字。铜活字成本较木活字为高，在工价相差无多的情况下，允禄等放弃活版选择雕版，考虑的是活版“不能垂诸永久”，即无法保留版片。

铜活字

乾隆帝赐给鄂尔泰《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鄂尔泰死后，其子容安等在《鄂文端公年谱》中评论说：“费帑资百万余两，仅刷书六十部，板随刷随毁。”把“板随刷随毁”看作重大缺陷。

清光绪二十三年，古越补拙居士用木活字版刷印《洞主先师白喉治法忌表抉微》散发流通，封面后识语说：

向来论治白喉，从未有此书之透彻者。大君子如肯重为刊印，分布城乡，家喻户晓，俾免误于医药，全活必多，功德无量。古越补拙居士识。江阴同仁就聚珍版重印敬送。

他已经用活版刷印了此书，还希望有人能用雕版刊印，以便广泛流通、家喻户晓。他没有说出来的原因，仍是活字版不能保留版片随时印刷，导致流传不广。

以上各项，都是出版者使用活字版以后，发现问题并表达不满的例子。下面再举两个从一开始就排斥活字版的例子。

清宣统二年，孙雄拟集资刊印《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他在“集股略例”中说：

初意本用铅印，以期迅速，后因铅印式样不雅，且多误脱，故改从雕版，惟出书视铅印略迟耳。

他列出了活字版（铅印）的一个长处——“迅速”，两个短处——“式样不雅”“且多脱误”，最终放弃了活字版。

民国二十八年，陈垣撰成《释氏疑年录》，也选择雕版刊行。他在给陈乐素的信中说：

（《疑年录》）现写刻已至六卷，未识年底能否蒇事。需款千余元，辅仁本可印，但不欲以释氏书令天主教人印。佛学书局亦允印，但要排印，我以为不雅。给商务，商务亦必欢迎，且可多流通，但我总以为排印不够味。脑筋旧，无法也。

此时已是1939年，铅印即将完全淘汰雕版，陈垣仍然认为排印“不雅”“不够味”。此时的铅印已经可以打印纸型、保存版片，陈垣与孙雄弃用活字版的理由，就凸显出心理排斥的意味。

四清代大规模采用活字印刷的出版领域

清代是传统活字印刷的繁荣时期，流传下很多活字印刷品，它们集中在几个出版领域。虽然出版者未留下明确的采用理由，但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析。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活字印刷术表演

一是大部头书，如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正文一万卷，一亿六千万字，共排四十一万多版。如果使用雕版，即使富有天下的朝廷也无力刊刻这么多版，而且雕刻起来旷日持久（整个清朝内府二百多年全部雕版不过八万多块）。使用活字，完全出于效率和成本考虑。同时此书用纸和用工成本巨大，重印需求不强烈，也就不强调存版问题。

二是类似报纸的《京报》《题奏事件》等连续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专门刊发朝廷政务动态，每日更新出版，强调时效性而不注重排印质量，没有必要保存版片。

三是家谱。现存传统活字本中，数量最多的是家谱，约占总数的80%以上。家谱部头大、印量小，一般只有几部、几十部，如果刻版，每部书分摊的成本极高，而且在几代人内没有重印需求，没必要保留版片。

可见，活字印刷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都是对成本要求低，对效率要求高，对藏版需求低或没有需求的领域。

从上述各方面事例可见，古人发明、改良和使用活字版，均看重它相对于雕版的主要明显优势：成本低、效率高。古人弃用活字版，则着眼于如下原因：它的功能不完备（无法保留版片，导致印数过少，并难以订正误字）；木活字容易损坏从而缩小成本优势；社会心理排斥，认为其不雅致等。传统活字印刷未能取代雕版印刷的原因是综合的，而无法保留版片、不能随时印刷是主要原因。

（摘自艾俊川著《中国印刷史新论》，中华书局2022年1月版，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标题为“传统活字印刷为何未能取代雕版？——以出版者取舍理由为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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