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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的时间论证，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首次估计西周是中国奴隶制;《中国社会史纲》认为殷商时期是中国奴隶制度时期，西周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然后是王宜昌的妄论，认为春秋至秦汉时期是奴隶制阶段;索法洛夫在《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一书中，对否定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阶段提出质疑，将秦汉作为所谓的“封建奴隶制”;陶希圣和他的“一伙人”认为秦汉是奴隶制;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只是把郭沫若先生的西周奴隶制延伸到战国时期(根据郭先生后来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也肯定了殷代是奴隶制)。

把中国历史作为同一个对象研究，却有如此不同的结论。然而抗战前后，问题逐渐明朗。何干之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和《中国启蒙运动史》中，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都承认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时期，《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的作者也提到了这个结论。

日本法西斯的代言人，秋泽昭二。在他的书《中国社会构成》和《东洋哲学史》中，西周和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时期，从汉(元帝)到唐(玄宗)的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千年”过渡期是奴隶制和封建制并行发展的时期，元朝是中国奴隶制再现的时期。向林冰在他的书《中国哲学史纲要》中也错误地采用了秋泽修二的结论。

诚然，从西周到元朝，奴隶制残余的存在是相当显著的。不仅有家奴，还有参加手工业和商业工作的奴隶，直到近代还有家奴等残余。但是，问题不应该从对这些残余现象的考察开始，而应该从对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和相应的、矛盾的生产关系的考察开始。如果把前者和后者割裂开来，夸大其词，那就是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

然而，许多历史研究者正在利用东方的奴隶不是生产的直接主要生产者和所谓“原始国家”的农奴制奴隶的论点来曲解马列主义的理论。事实上，按照前一种说法的曲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被阉割了;按照后一种说法的曲解，混淆了国家的概念和历史的真相，这就是平行主义的观点。这些是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派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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