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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50年加入《大公报》的，一开始担任校对员，后来又在要闻课及经济课任职，直至1989年退休。回首那将近四十年的时光，最令我难忘的便是同事们互相关心爱护，亲如一家，这份细水长流的情谊与感动，使我把报馆视为自己的家。

加入《大公报》时我只有十九岁，是年纪最小的员工，同事们的关照使我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大家庭。作为一份历史悠久的报纸，《大公报》在报道方面有诸多特色及要求，如副标题必须由八个字组成，且需同时包含主语、宾语及动词三个元素。为了提升我们的业务能力，报馆提供了不同方向的培训，其中要闻课主任赵泽隆亲自教我们起标题时如何抓住重点；编辑陈凡则教授我们写作知识、如何收集采访资料等。此外，还有社会发展史等方面的课程。副总编李宗瀛也亲自上阵教授英文。

在前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的新闻素养不断提升，在面对重大事件时亦能迅速做出判断并与同事相互配合，务求将最重要的讯息呈现给读者。1963年11月23日凌晨，负责收听外国电台新闻的何巧生大姐忽然从广播中听到了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遇刺的消息，当时要闻课同事已经全部下班，仅剩何大姐、赵泽隆与我三人，印刷部门也已开始印刷当天发行的报纸。赵泽隆当机立断，打电话要求印刷部门停机，我和何大姐也随即开始听广播，在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记录与翻译外国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走出报馆时，天空已有些蒙蒙亮光，但我们都不觉得疲惫。那天上午发行的报纸中，全香港只有《大公报》报道了这一事件。每当想起那天的经历，作为媒体人的自豪感便会从心底油然而生，而这也正是《大公报》人的责任与使命。

报馆的工作紧张而忙碌，但生活十分充实。那时每晚十一点都有餐宵夜食，凌晨放工后大家又会一起去铜锣湾的酒楼和大牌档食宵夜。放假期间，大家还经常一起旅行、郊游。此外，报馆还有合唱团、篮球队、舞蹈队等，让同事们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我是舞蹈队成员之一，每逢报庆、国庆，大家便会表演节目，为喜庆的节日增添欢乐的氛围。

上世纪六十年代，工联会筹建工人俱乐部需要资金支持，《大公报》舞蹈队便与长城、凤凰、新联三大电影公司的当红明星组成演出团，在全港各大戏院举行义演进行筹款。我们在演出中表演的是“红绸舞”，需要八名成员同时舞动红绸。红绸长一丈半，宽四尺，由于演出人数多，舞台空间又十分有限，只要绸缎稍有触碰，整个表演便会中断。负责教舞蹈的李敏菁是同事李栩生的太太，她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我们每次练习结束后，双脚都痛至无法入睡，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不过也正是她的严格要求，才让《大公报》的“红绸舞”誉满全港，不仅登上了娱乐戏院、利舞台、普庆等港九著名大舞台，更是每场演出的压轴节目，场场掌声爆满。

在《大公报》这个大家庭中，我也组建起了自己的小家。我的先生曹骥云与我同年加入《大公报》，他起初任职校对，后转入要闻课，先后从事翻译、编辑等职。我们在一九五七年结婚。一九九六年退休后，他仍然笔耕不辍，常去图书馆看书，为《大公报》撰写评论文章。他过去也常常说：“报馆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同仁爱报，上下亲和。”我们也时常参加退休职工的联谊会，和过去的同事们回顾那段年华。

《大公报》见证我从小姑娘步入耄耋之年，而我能陪伴它走过峥嵘岁月，见证香江沧海桑田的变化、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也着实与有荣焉。期待它继续书写下一个更加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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