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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山，云南高原一座平凡无奇的山，距离昆明一百多公里，糯黑，圭山脚下一个被称为石头寨的自然村落，这里生活着彝族的分支撒尼人。圭山的撒尼人，生活闭塞、贫乏，却又宁静自足，他们种植土豆、苞谷、小麦和烟叶，人和牛羊环居在石头垒成的村落。

1979年，在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学习的毛旭辉和张晓刚等人一起，初次前往圭山写生，这里原始而质朴的生活，让他感到深深震撼。自此，圭山成为毛旭辉的艺术生涯中一个亘永的题材。

在7月10日于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北京双空间启幕的“永恒史：毛旭辉四十年回顾展 1980-2021”上，“圭山·写生”作为一个单独的章节，以鲜明的风格对比昭示了毛旭辉的艺术语言伴随时代与人生历练而产生的变化。策展人戴卓群表示，“圭山写生跨越艺术家四十年创作生涯的首尾两端，回归自然和土地，往往是艺术家在历经深刻的精神孤独和艺术抗争之后，能带来内心平衡的宁静力量。”

史前神话般的圭山

1982年左右，刚刚从学校走出的毛旭辉，与朋友结伴前往北京参观汉默藏画展，却意外看到了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德国表现主义”展览，彻底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后来回忆道：“这种风格的作品，正是我真正需要的，我也属于这类人！”

激烈的生命能量找到了喷薄的出口，随后毛旭辉陆续创作《体积》《爱》《圭山》系列，也更大胆地尝试了电影海报图像和拼贴结合的作品。他后来说，“80年代的作品，尤其是红色人体，红色体积以及私人空间的水泥房间里的人体，就是我的摇滚，我的青春的证明。”

毛旭辉，圭山写生·村口，40×50cm，纸本油画，1982

1985年至1989年间，在昆明发起成立了以“新具像”为理念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数届“新具像”展览及其组织，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先锋运动“"85新潮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旭辉先后于1986年代表“新具像”展参与“珠海会议”，1988年出席“黄山现代艺术研讨会”，并提交艺术笔记《艺术问题即人的问题》，此一时期的艺术主张，正是拨乱反正，观念更新时刻，倾向于在绘画中表现西南本土环境中个人的觉醒和强烈的生命意识。1989年，毛旭辉作为“生命绘画”的代表参加了“中国现代艺术展”，此后参加一系列国内外关于中国新潮与前卫的新艺术展览。

毛旭辉，圭山三月，90×100cm，布面油画，1986

毛旭辉，圭山组画·红土的恩赐，——春天的绿树枝，80×120cm，布面油画，1987

毛旭辉，圭山·母亲和女儿，53×77cm，纸本油画，1987

在这一时期，毛旭辉的圭山系列作品，完美地实践了“新具象”的艺术理念，即“心灵的具象，灵魂的具象”。浑圆的线条，褐红色的圭山土石的色调，简笔画般的动物与人脸，带着史前神话般的气息，让毛旭辉的作品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页。

田园牧歌的圭山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争鸣，90年代开始，前卫艺术转入低潮状态。1993年，毛旭辉向昆明市电影公司申请停薪留职，成为一名职业画家。深受博伊斯“社会雕塑”观念的启示，他将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并开始创作《权力的词汇》《日常史诗》等系列作品。

2006年9月，回到云南大学教书的毛旭辉，带学生下乡，再次来到圭山，这一回来，就此再也不曾间断。十多年来，圭山，在毛旭辉心中，已然形同柯罗的巴比松，塞尚的圣维托克，而“圭山写生”也成为了他独有的教学传统。

毛旭辉，圭山·有瓜叶和牵牛花的风景，70×90cm，布面油画，2010

毛旭辉，圭山·玉米秆儿垛和烤烟房，60×80cm，布面油画，2010

在圭山，毛旭辉带着他的学生们，住在撒尼人的石头屋里，观察他们的生活，也体验他们的生活。糯黑的村民，一生都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吃自己种的粮食，睡在自己建的石头房子，烧着柴禾、牛粪，鸡犬之声相闻。在这里，没有前，也没有后，时间是凝固的。

毛旭辉，圭山写生·春天的西北村口，75×165cm，布面油画，2014

这个时期的圭山写生，让人想起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在IPAD上画的风景速写，色彩清新鲜明，笔调放松而随意，时常使用点彩派画法，通篇洋溢田园牧歌的情调。他画田地里不起眼的瓜叶和牵牛花，秋天的玉米杆儿垛，村口缓慢行走的牛羊……一切居然也都那么诗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