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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吏制前言：

古代的吏制是分阶段的。在魏晋朝之前，吏其实还算到百官中，如《汉书》就有记载：”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但是到了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就出现了变化，随着门阀的兴起，以及九品官人法的出现，吏不再受到士大夫的认可，特别是门阀世家极其轻视胥吏。胥吏的地位再也没有西汉初期的“布衣将相”的说法了。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完善，吏再次被读书人所轻视，认为只有读书不成之人才会去做吏，或是吏是剥削人民的，在读书人的眼里，吏比农民的地位还低下。

不过此时吏并非如同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地位低下，隋唐宋时期，官员品阶制度是分内流官和外流官的，吏是属于外流官一种，可以通过三年一考晋升到内流官中，也可以参与科举考试，直接晋升。

到了元，吏的地位就突然提高了。由于蒙古人不识文字（其实是不太识汉文，因为成吉思汗法典中规定了每个"国人”的孩子必须学习畏兀儿文，后来改称八思巴文），为了完善统治，元朝的统治阶级参考了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的制度，将吏的地位提高了。

虽然此时的吏的品阶很低，且晋升的时间很长，可依旧能做到高官，由于元朝的少有科举考试，吏就成为步入官场的绝佳通道，因此就有一种说法“元叶以吏为出身之阶，人争求之”。

明虽承元制，可朱元璋也是从最底层一步步获取的天下，因此他也受到元朝官吏的压迫、剥削过。因此明朝建立之后，为了防止地方胥吏的贪腐，朱元璋施行了“重典治吏”和“以良家为吏”两种模式。

早期时，能担任吏的，是从农民中选拔的，且年龄不得抵于三十五岁，样貌、品相都要上佳者才能担任。但到了洪武十二年后，随着制度的完善，需要读书识字的需求越来越高。因此此时，胥吏也从读书人中寻求。如：

1、朱元璋曾下旨，要求学无成者为吏，即在官署（学署）读书十年还无成者，就要去当吏员了。

2、考中科举了，可没有实缺的，正好地方缺少吏员，因此补充的。

3、国子监学生因犯法，被处罚到地方为吏的，如洪武和成化时期就处罚了些打架斗殴的国子监学生，或是同样考过科举的举人，也有被处罚的。

4、犯官，也可能因犯事，被处罚到边远地区做吏员的，如洪武时期的高以远，在建文初年时就被罚到湖南偏远区域做吏员。

明代胥吏的地位，早中期还行，虽有重典压制，可毕竟是吃皇粮的，而且晋升渠道也还没受阻碍，每三年一考，连续三次上等着，会得到补典史（类似警察局局长）的实缺，也可以调动到外地补实缺，这个时候就离官阶不远了。典史可以算做末流小官了。

但是到了嘉靖时期，就出现了改变，随着科举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多，地方官的实缺较少，胥吏的晋升渠道被堵住了，所以地位在读书人的眼中就成为了末流，回到了宋代时期的低下，被读书人所不齿。

明代胥吏是有品的，这点在洪武十九年时，就列为定例了。

“又定六部每科设郡吏一人，历九年予从七品出身；省、府、台、六部胥吏、令吏亦历九年，侬已定资格出身”。

因此后来的《大明会典》中就有规定，省、府的吏员长官的品阶在从七品到从九品不等。如州判，就是从七品官。当然这时候的吏，可以说是比较高级别的了，明中期还能人能从基层干到这个位置，甚至是到达尚书，可到嘉靖时及之后，就再也没有胥吏能担任到这个位置了，基本都被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员所占据。

所以明后期，吏员的最高品阶就是九品及从九品，如各馆局大使是九品官，京城主薄是九品官，京城典史是从九品；若是基层县的话，上等县的典史是从九品，下等县的典史可能没有品。

其他的胥吏，是没有品的，但是有特权，可以免一定的赋税和徭役，若是在册的人员，在九年大考晋升后，还能推举一人接任他的位置，也可以在退休后，也可以举荐他人来接任他的位置。另外在册的吏员还有薪酬，如狱吏每个年有2石的俸禄，且吃住是由地方承担的（吃食堂住官署）。

造成吏没有品阶的误解原因

首先就是吏必须要到长官这一级别才可以有品阶。

此次就是明代的在册的吏员很多，根据学者的考究可能在五万六千人至六万八千人左右。加上后来明朝官府的腐败，因此在清代时期，就有人认为是胥吏的腐朽才导致地方不靖的。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明后期，很多人争抢吏员的位置，宁愿做白役，即免费的劳动力，这种白役是不在册的，人数也很庞大，他们的俸禄国家不会承担，而地方官府有时候会以包税的状态，赋予这些白役征税的权利，因此油水很大。

参考文献《明代吏典制度简说》

图片均来源网络

当不了官，难度应该和登天差不多。

明朝的官员基本是科举和武举选出来的，当然有钱可以买官。

小吏之类的只是官员自己雇佣的人员，相当于临时人员，由官员自己掏腰包发工资，地位比较低，这类人是没有官职的，也没有办法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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