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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为何盛行玄学？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魏晋名士的谈玄论道，中国人非常喜欢谈一点玄理，而这些玄谈的大部分内容其实都来自魏晋。有时候闲来无事翻书，看《世说新语》，总是喜欢魏晋名士那种不同于常理的作风，其实这些名士的玄谈与他们的故事一样总是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在中国思想史上魏晋玄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甚至有时候我想魏晋之后的隐士、高士其实都在学习魏晋名士的东西。之前看木心的书，他说《世说新语》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这句话很有见解。

而作为魏晋名士的象征，玄学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流行呢？玄学的兴起一定离不开这时的社会环境，魏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即使是如今的影视剧也很少涉及这段时期的历史，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这段时间的资料保留下来的不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段历史其实很难讲。

因为首先这是一个政治迫害非常严重的时代，而魏晋士人抛开两汉发展的经学不谈，改去崇尚玄学，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避祸”，躲避政治上的灾祸。所以他们从之前流行的品评人物，一个个的都改去钻研“玄之又玄”的老庄哲学其实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做法。

因为“明理之学”与社会现实始终有很大的距离。

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是一个“玄谈材料”非常多的时代，魏晋时佛教其实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再加上之前儒学的基础与此时盛行的道家思想，魏晋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三教合流”的现象。

而读过佛经的人都知道，佛学的内容用来进行“玄谈”非常的合适，特别是那些高妙的名词与概念，比如东晋时六家七宗争论的“般若性空”等等。

所以魏晋玄学的盛行，一方面要感谢这个时代三教思想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政治因素也是魏晋名士们选择玄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中国学术史叙述上,一般都以玄学为魏晋时期的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其时对社会意识起主导作用者,仍系经学。正如吕思勉先生指出:“世皆称晋、南北朝为佛老盛行,儒学衰微之世,其实不然。”吕先生主要是以当时经学传授的情况和“儒生兼通道、释之学者,此时实不胜枚举”。实际上确实如此，其一,经学仍系魏晋之间的主导学说,并非所谓的玄学;其二,魏晋经学的主角是易学,魏晋时代为孔子之后易学的高峰。

一、玄学实际上形成于南北朝时期，魏晋仅是萌芽期

尽管“贵无”、“崇有”等玄学中主要学说的产生流行,都发生在魏晋之间,但“玄学”的名称却要到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鸡笼山设立四学时才出现。这是为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这也就是说,对魏晋时期的时人来说,当时并没有称之为“玄学”这样的学问,也没有被时人指称为“玄学家”的人士。所谓玄学或玄学家云云，至少是南北朝以后人们的概念。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魏晋时的另一种情况:“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

二、魏、晋两朝承续着汉代的遗风仍尊儒学（经学）

魏、晋两朝承续着汉代的遗风,无论朝野都有着浓厚的经学氛围。曹魏政权虽以法治著名,但也十分崇儒。曹丕称帝后,即尊孔子为“素王”,下诏“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并“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给孔子以空前的尊崇。魏帝曹芳正始二年(241年)“春二月,帝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说明尊孔在曹魏不是偶尔的现象。建立西晋的“河内司马氏虽不及汝南袁氏、弘农杨氏之累代三公,但亦家世二千石,其为东汉中晚以后之儒家大族无疑”。值得指出的是,现存当时提倡尊儒的一篇力作是桓范的《政要论》。桓氏在文中主张“约以礼义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宣扬“上章君将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要承周公、孔子而“阐弘大德,述明圣教”等等。而这位堪称儒者的桓范正是因为忠于曹氏被司马懿所杀,可见当时是否为儒家并非是曹氏与司马氏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分界线。其时之门阀亦“原是东汉儒家大族之子孙”,他们当然对提倡经学不遗余力,于是“儒家政治理想之书如周官者,典午以前,固已尊为圣经,而西晋以后复更成为国法矣。”在这种气氛下,人皆以学经为荣为利,社会上亦以此著名的不在少数。如魏晋时期被称为“文贞先生”的范平有三子“并以儒学至大官”,其孙范蔚“关内侯,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三、所谓的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仅是当时士大夫中的少数

此外,那些后人所谓的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仅是当时士大夫中的少数,更不用说是社会中的少数了。经学在两汉时期通过与谶纬的结合和与阴阳五行说的结合,随着三纲五常说和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说流衍而深入民间,弥漫于整个社会。在这一点上,魏晋与两汉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就魏晋时期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而言,它的主要色彩是儒家的,而不是道家的或释家的,后者因为西晋“时禁晋人在沙门”,致使“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更不用说在三国时代了。而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基础意识之上,上层的主导学说也应该是经学,而不是所谓的玄学。

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建康鸡笼山设立四学之时,玄学和儒学也不在一个档次上。《宋书》卷九十三《雷次宗传》云:“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在这里,玄学与史学、文学一样,都属于“艺术”之学,皆次于儒学,不能和儒学分庭抗礼。

四、结语

从上述情况来看,尤其是我们本着魏晋时人的角度来看,魏晋的经学是十分兴旺发达的,特别是其中的易学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谈玄的流行,虽然在南北朝以降往往被视为另起一学,即使如此,它也对经学起着强烈的刺激作用,使其从所谓僵化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吸收了新的成分而依然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和主导学说

魏晋时期出现玄学的最主要原因是原有价值体系被彻底摧毁了，士人的精神陷入一片虚无和痛苦之中。

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这就是当时的价值体系。

刘氏王天下，忠于刘氏，忠于皇帝就是两汉的价值观。

但到汉献帝时期就出现问题，董卓专权，曹操专权，司马懿家族专权，贾南风乱政，王马共天下，桓温，桓玄专权，刘裕专权等等。

可以这样说魏晋最大的特点就是皇权旁落，权臣专权。

这样他们的精神世界就垮掉了，士子的精神世界垮掉之后必须要寻找一条出路，因为人都需要活下去。

玄学正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见儒家走不通了，因为不再是君君臣臣，而是君不君，臣不臣了，所以他们重新去找支柱，这一次他们找到道家。

何晏、夏侯玄以及王弼等人一起找到了老庄，然后开启了魏晋玄学之路。

王弼虽然只活了二十多岁，但是他对《周易》和《老子》的注解对后世影响很大。

何晏是大将军何进之孙，是曹操的养子，不过他受到魏明帝的排挤。

何晏和夏侯玄最后都死于司马氏专权。

再接下去的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刘伶等人醉心于喝酒，游玩，而且行为也很怪异。

应该说嵇康与阮籍是魏晋玄学继何晏之后的又一力推者，他们生活在曹魏时期，但却是司马氏专权时期，嵇康的老婆是曹操家族的人，阮籍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曹操的秘书。

二位的身份清楚了，你就知道他们的立场，也可以想象出他们的痛苦。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追求官位，以醉酒来掩盖自己的痛苦，因为人需要活下去。

再往后陶渊明也是如此，陶渊明并不是不想当官，他忠于晋朝，但晋朝大权已经落到刘裕手中，你说怎么办？

继续为官，那就是为权臣效力，这种痛苦孔子也经历过，鲁国国君当时也是大权旁落。

这群痛苦的士子只得选择逃避，成群结队地逃往山林，想往山林，甚至用放浪对当时权臣当道的无声反抗。

他们接受儒家的教育长大，最终无一不选择玄学来解决自己的思想困惑。

喝酒，服用五石散，晒太阳，抓虱，打铁，做这些事情的都是才华横溢之人在做，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与儒家相违背吗？

他们当然很清楚，但是没有办法，当时儒家走不通了，他们必须突围，一突围就出现了魏晋玄学。

隋唐之后，儒家又重新占了主流，特别是当儒家的经典成了科举的必考书目之后，士子又一次找到奋斗的方向：忠君，考试，为官。

魏晋玄学自然就没了市场。

题外话：孔子时期的士子为一层次，汉代士子为一层次，魏晋士子为一层次，隋唐之后的士子为一层次，隋唐之后的士子逐利成了主要目标，从精神世界的角度来看，孔子时代到隋唐时代以及之后，士子的精神世界不是越发旺盛，而是日渐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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