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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明楷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刑法总论讲义（第6版）》中文版序言

「前田教授多次向我强调以下两点：其一，刑法学是解决本国问题的学问，中国学者不要照搬德国、日本的学说，而是要形成中国自己的刑法理论；其二，要做好学问就必须先做好人，如果没有高尚的人品就不可能做好学问。」

我国刑法学界都比较熟悉“前田雅英”的大名。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对他作一番比较简单但或许并不多余的介绍。

前田雅英教授1972年3月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随后在法学部担任助手(师从平野龙一先生)，1975年任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副教授，1988年7月晋升为教授。在东京都立大学任教期间，前田教授曾任东京都立大学评议员、东京都立大学附属图书馆馆长、法学部长、社会科学研究科长。2005年4月，东京都立大学合并其他学校后改名为首都大学东京，前田教授曾任首都大学东京都市教养学部长与社会科学研究科长。2015年7月，前田教授从首都大学东京退休后，转任日本大学大学院法务研究科教授。

前田雅英教授出版了大量著作，其中独著的有：

《可罚的违法性论的研究》(1982年)、《刑法总论讲义》(第1—6版，1988年至2015年)、《刑法各论讲义》(第1—6版，1989年至2015年)、《现代社会与实质的犯罪论》(1992年)、《刑法的基础·总论》(1993年)、《最新重要判例250刑法》(第1—10版，1996年至2015年)、《刑法37课》(1997年)、《少年犯罪》(2000年)、《刑法入门讲义》(2000年)、《少年犯罪的惨状与日本的危机》(2001年)、《有关少年使用刀具犯罪的对策的调查研究》(2002年)、《日本的治安能否再生》(2003年)、《针对裁判员的刑事法入门》(2009年)、《针对警察官的刑事法要论》(2010年)、《易懂的刑法》(2012年)、《司法考试论文题解说讲义》(2013年)、《刑事法手册——罪与罚的现在》(2014年)、《刑事法最新判例分析》(2014年)、《法的深奥之处——逝水川流不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2015年)。

除独著外，前田教授与他人合著(包括主编)的著作有五十余部，如《思考刑法》《刑法讲义各论——现代型犯罪的体系地位》《从刑法看日本》《Exciting 刑法总论》《Exciting刑法各论》《彻底讨论——刑法理论的展望》《条解刑法》《判例刑法》《刑事诉讼法讲义》《刑事诉讼实务的基础》《刑事诉讼判例注释》《刑事诉讼法手册》等。

此外，前田教授发表了近700篇学术论文。

关于前田雅英教授的学术观点，我于20年前在李海东主编的《日本刑事法学者(下)》(该书由中国法律出版社与日本成文堂联合出版)一书中有所介绍。前田教授执教四十余年中，其基本立场虽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却在不断深化。在我看来，前田教授的刑法学研究具有以下特色：

(1) 坚持实质的解释论或者说是实质的犯罪论(形成实质的构成要件论、实质的违法性论与实质的责任论)，认为倘若仅仅对刑法作出形式的文理解释，刑法就不能得到具体运用。前田教授虽然采取了灵活解释的态度，但并没有放弃罪刑法定原则。

(2)强调“国民规范意识”，认为离开裁判时的国民规范意识的刑事司法制度，不可能发挥应有的机能；同样，刑罚如若不与国民的“规范意识”“正义感”相适应，就不可能产生应有的效果。

(3) 善于依据日本的犯罪现状、司法体制等特征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重点构筑适合现代日本的“日本型”刑法理论，不照搬其他国家的学说。

(4) 注重具体问题的解决与具体结论的妥当性，将“体系性思考”置于次要地位。

(5) 充分尊重裁判所的判断，尽可能说明判例的合理性与一致性，并且善于从判例中归纳和提升刑法理论(如因果关系的判断方法)。在前田教授看来，日本虽然是成文法国家，但事实上也是判例法国家，而且日本的判例值得信赖；所以，前田教授反对将其他国家的通说或者有力学说作为判断日本判例是否妥当的标准。

(6) 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图表，归纳复杂的学术观点。

这本《刑法总论讲义》虽然比第5版减少了1/3的篇幅，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领略前田刑法学的风格。我也相信，本书的出版会对我国的刑法学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前田雅英教授虽然潜心著书立说，但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从1986年起，前田教授先后担任了四十多项社会与学术兼职(大体按任职先后排列)，如法与精神医学会理事和会长、司法考试考查委员、日本刑法学会理事、东京都情报公开审查会委员、东京都个人情报保护审查会委员、警察厅综合治安对策会议委员长、警察厅政策评价研究会主席、最高裁判所一般规则制定咨询委员、文部科学省中央教育审议会初等中等教育分科会委员、厚生劳动省医疗安全对策检讨会议委员及事故报告范围检讨委员长、内阁府少年非行对策检讨会主席、东京都青少年问题协议会委员、法务省出入境管理政策恳谈会委员、法务省政策评价恳谈会委员、警视厅留置施设视察委员、警察厅触法少年调查指南检讨会主席、警察厅风俗行政研究会委员长、警察政策学会副会长与会长、国家公务委员采用综合职考试专门委员、厚生劳动科学研究费评价委员、内阁情报安全政策会议委员、内阁网络安全战略本部本部员、东京都安全委员会委员，等等。

前田雅英教授无比热爱刑法学的教学与研究，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刑法学的教学、研究以及相关社会活动与学术活动中，他基本上每年都出版一部新著，每两周写一篇论文。除了刑法学外，他似乎没有其他爱好。当然，他喜欢美酒：在他看来，喝酒是人生一大乐趣。我曾经多次邀请他到中国讲学和旅游，但他总是说没有时间。据我所知，迄今为止，他没有去过其他任何国家。

我于1989年10月前往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进修学习一年，指导教师就是前田雅英教授。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感觉到他非常亲切，特别善解人意，十分尊重他人的感受。在这一年里，我每周至少会与前田教授见一次面，向他请教日本刑法理论，此外还会旁听他的讲演课，参加他主持的讨论课。除了具体的刑法理论外，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前田教授多次向我强调以下两点：

其一，刑法学是解决本国问题的学问，中国学者不要照搬德国、日本的学说，而是要形成中国自己的刑法理论；

其二，要做好学问就必须先做好人，如果没有高尚的人品就不可能做好学问。

我们每次见面后，除特殊情况以外，前田教授都会请我吃饭(绝大多数场合都只有我们两人)，而且每次都会在不同的餐馆；相同的是，每次都是我吃美食、他品美酒。记得有次一起吃饭时，服务员不小心将菜汤洒在我西裤上，服务员不停地道歉，前田教授则手拿毛巾蹲在地上帮我擦了很久。让我好感动！前田教授很健谈，每次和我在一起时，他都会向我讲许多小故事，同时也问我许多中国的事情(如“万元户”是什么意思？)。

1990年10月回国前，前田教授对我说：“你要回国了，我得送点礼物给你，我想你最需要的可能是日本的书，你开一个书单，我购买后寄给你。”还特别问道：“邮寄时国家名称是仅写‘中国’就可以了，还是必须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国后我很快收到了前田教授寄给我的一箱书。让我好开心！

1996年4月至10月，我又在东京都立大学做了半年的客员研究教授，接收者也是前田教授。这一次，我的研究室就在前田教授研究室的对面，所以我们能够经常见面。他将法学部图书馆的入门卡与复印卡交给我使用，所以，即使周末或者其他节假日图书馆馆员休息时，我也可以利用入门卡进入图书馆看书或者借书，同时还能大量复印日文刑法资料。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前田教授一直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也一直对他心存感激！

写序题跋是文人雅事，我也喜欢阅读序跋类文字，但我不是文人；写序也非易事，“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但我不能保证自己能够透彻地理解其他作者的意思。所以，这些年来，我都一直坚持“自著新书自序文”的原则，既没有请他人为拙著作序，也没有给他人新著写序。今天上午收到译者曾文科博士的邮件，其中说道：“关于前田老师教科书的出版，今天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联系我说，看您能否为本书写篇文字。我知道您向来不为他人作品写序，本想就此谢绝出版社的这一要求。但又考虑到您和前田老师关系非比寻常，而且前田老师在为本书写的《致中国读者》中反复提到了与您的交情及对您学术精神的看法，或许您也愿意对此有所回应。所以决定还是冒昧地发邮件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我没有丝毫犹豫就回复表示同意。回复时当然想到了自己长期坚持的原则，但原则总会有例外，我想以这种例外方式表达我对前田教授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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