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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论文范文6000字(篇一)

今年6月，中央把列为全国三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通过了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决议，标志着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为贯彻中央、省委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针对我市生态文明建设法治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度研讨和学术交流，为我省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提供有力的法治理论与实践支撑。xx市委政法委、xx市法学会拟于x年11月召开“生态文明法治论坛”研讨会，现将有关征文事项公告如下：

一、主办单位及主题

主办单位：xxxxx市委政法委员会 xx市法学会

征文主题：“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保障”的理论与实践

二、征文选题

1、健全生态文明地方性法规、规章立法研究

2、探索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体制建设

3、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调联动机制建设研究

4、公安机关打击环境资源犯罪常态化机制研究

5、检察机关建立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立案监督和生态环境领域职务犯罪查办常态化机制研究

6、加强生态环保案件集中管辖体制建设，推进环境资源专门化审判

7、加强环境资源公益诉讼研究。探索检察机关、环保公益组织和个人提起公益诉讼机制建设

8、探索建立生态文明律师服务团，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援助制度建设

三、征文要求

1、论文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紧扣主题，观点正确，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2、论文要论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严谨、语言流畅，字数控制在5000字至10000字间。

4、论文格式：

(1)采用Word文本。标题采用宋体三号，正文采用宋体小四号;文中标题按“一、(一)、1……”规则进行排列。

四、征文评奖及研讨会

五、成果转化

1、邀请《法治生活报》和市级相关媒体进行报道;

2、在《政法》开设专栏刊登优秀论文，并向省法学会推荐;

3、对实践指导性强的论文深入调研后形成研究成果，将报送省有关部门供决策参考。

六、其他事项

1、征文截止时间：x年10月25日。

2、论文完成后通过电子邮件发至：

联系人：颜 电话：

法学论文范文6000字(篇二)

一、工科院校运用法学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一）提升工科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之举诚如季卫东先生所言，“法学教育不仅要致力于法律技艺的培训，而且要着重陶冶远见卓识和法律精神。这就需要认识到工科强校的某些不足之处以及法科的特征，通过各种方式弘扬人文主义理念，形成认真探讨基本原则、价值范畴以及正义观的博雅氛围。”因此在理工主宰、人文欠佳的工科院校里，如何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理念，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和法律精神，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的确是工科院校法学教学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5]就此而言，案例教学的引入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现代案例教学的基本模式不仅包括课堂上的案例分析，还包括模拟法庭、法院旁听、诊所式教学和媒体教学等。对于法科学生来讲，这些教学形式固然可以使他们从法律人的专业角度获得知识的升华和应用，从中探寻辩论的魅力和职业的神圣感，而对于面向非法科学生所开展的法学双学位教学和法学选修课来讲，案例教学特别是模拟法庭、法院旁听，则使这些与主要与机械、工程和技艺打交道的学生得以在法庭特定氛围的感染下直面正义、公平、价值等话题的探讨，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他们的人文精神和社会关怀，为他们人文素养的提升产生重要的推动力量。

（二）工科院校法学院系自身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法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则更加严峻。而相比于专门的政法院校或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系，工科院校的法学院系无论在图书资料、师资水平，还是在学生基础、校园法学文化氛围等方面均无法与之抗衡。故而，工科院校法学院系欲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培养出被社会接纳的法学人才，就必须突出自身特色，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工科院校多学科、重实践的文化氛围———因为法律与机械以及工程学之间其实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法律事实上就是个人维护合法利益的操作规程，是处理和解决各种纠纷的技能，这注定法律专业与其说是一门科学，毋宁说是一种工艺。因此，通过案例教学彰显法学的实践特性，突出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增强应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正是工科院校法学院系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从而不断获得发展的的重要手段。综上，工科院校法学教学不仅应引入案例教学法，而且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在案例教学法上存在比专门政法院校、综合性院校的法学院系更为迫切的需要。

二、工科院校法学案例教学面临的问题

由于认识到案例教学的重要意义，目前很多工科院校都将其贯彻于法学教学之中，但总体来讲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影响了案例教学应有功能的发挥，主要问题概括如下：

（一）重形式而轻效果在一些工科院校，开展法学案例教学成为对外宣传、彰显创新的有力依据，是否采用案例教学还被作为教学考评的一个量化项目，受此影响，法学案例教学异化为“追赶潮流”之举。然而这种对形式的过分注重，却隐藏着对法学案例教学实际效果的忽略。比如，案例教学沦为变相的案例讲授，教师依然是主导，从案例选择、问题设置到结论得出仍受控于教师的指挥，而学生只能处于被动地位，只不过是从“听讲课”变成了“听案例”。尤其是部分教师不注重典型案例和真实案例的选择，往往将“格式化”后的虚构案例引入讨论，这不但不能调动学生参与的兴趣，也无法用实际问题来检验学生所学，案例教学的效果可想而知。

（二）不适应工科院校法学教学的特殊需要前已述及，工科院校的法学欲求得生存、发展，必须突出自身特色，发挥自身优势，因此工科院校法学教学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掌握，还要利用工科院校多学科、重实践的文化氛围优势，突出对学生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这种情况下，旨在检验法律职业技能，赋予法律实务工作“市场准入”资格的司法考试就理所当然成为众多工科院校法学教学的重头戏，司法考试的过关率也被视为评价法学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工科院校的案例教学却并未很好回应司法考试的现实要求，更多关注学生对抽象法学理论的理解，其存在的价值仅限于解释和补充说明所讲授的理论内容，而非综合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过程，因此极易导致学生产生思维上的惰性以及认识上的误区，一旦面对司法考试中纷繁复杂的案例情形便不知所措，所以虽名曰“案例教学”，但实际上却不能适应司法考试中案例分析题的需要，显然是一种失败的案例教学。

（三）不利于工科院校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是衡量学生综合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体现了教育对社会需要和学生潜能的开发以及个性全面发展的满足。我国《高等教育法》第5条就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但是，目前不少工科院校的法学案例教学却与高等教育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背道而驰。教师往往在案例教学中占主导地位，学生只需在教师事先安排的思路“诱导”下，对格式化后的“平板型”案例展开定向分析、思考。而且，该过程以书本理论和立法规定为大前提，学生按照三段论式推理，结合案例给出的小前提得出最终的分析结果。不难发现，这种案例教学方式使学生失去了和关系纵横交错、事实纷繁复杂的真实案例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利于他们综合分析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且由于将书本理论和立法规定作为推理的大前提，实际上也消解了学生主动挑战主流观点或法律条文中可能存在缺陷的热情，抹杀了他们的反思意识和创新精神。

三、工科院校实施法学案例教学的基本理念和具体思路

（一）基本理念工科院校法学案例教学之所以存在的上述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正确理念的缺失，或者说“法学案例教学究竟应当围绕什么中心展开”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所以才会出现诸如案例教学沦为案例讲授，案例教学与工科院校法学教学需要相脱节的现象。笔者认为，法学案例教学的优势在于彰显法学的实践特性，培养学生应用法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反思意识和创新精神，也就是说法学案例教学的最终落脚点是服务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提升，因此这就决定了法学案例教学必须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围绕学生展开教学设计，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应该把是否使学生的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得到锻炼，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综合素质得到提升，作为判断法学案例教学成功与否的主要依据。唯此，工科院校的法学案例教学才不会迷失方向，法学案例教学的功能才能得到良好发挥。

（二）具体思路在“以学生为中心”这一理念指引下，工科院校的法学案例教学应遵循以下具体思路来组织实施：1.合理选取案例在法学案例教学中，案例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选择什么样的案例，其标准何在，则有必要做一番探讨。如前所述，一些工科院校的法学案例教学中，教师往往使用格式化后的虚构案例，这种将很多“细节”和“特殊性”过滤掉的案例，看似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某个法学理论或立法规定，但实际上却不利于培养学生应对复杂法律现象，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并不是真正的“以学生为中心”。应该选择那些具有典型性、时效性和全面性的真实案例，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判例，还有教师自己过的案件，以及社会上刚刚发生的甚至是学生身边的案件等等。这样的案例新鲜、真实、可靠，而且极具效验性和吸引力，特别是那些刚刚发生但尚未得出审判结果的案件，更会极大调动学生分析探讨的积极性，充分挖掘他们独立思考、勇于发表创新性见解的潜质，而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综合素质恰恰就在这一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升。再者，从当前司法考试的题型来看，案例分析题很少只考查某一课程的内容，而是把相关课程的内容浓缩在一起，因此一道案例分析题往往涵盖着相当丰富繁杂的法律问题。在法学案例教学中选用真实案例，则可以事先锻炼学生直面法律问题复杂多样的现实，培养他们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也有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思维方法，应对司法考试中案例分析题的解答。2.科学设计教学步骤法学案例教学作为一个动态的实施过程，能否顺利开展，是否可以获得预期的效果，与教师事先的规划设计密不可分。一般而言，法学案例教学的基本步骤可以概括为：案例准备，分析、辩论和总结三个阶段。就案例准备阶段而言，关键要解决好案例的选择问题，对此前文已做了深入分析，因此不再赘言，这里仅针对后两个阶段的内容设计加以探讨。分析、辩论阶段是法学案例教学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实施法学案例教学的关键环节，因为法学案例教学能否实现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锻炼提升，与教师对这一阶段的规划设计直接相关。笔者认为，在“以学生为中心”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该阶段应当充分彰显学生的主角地位，将分析、辩论的舞台归还给学生，摒弃在很多工科院校法学案例教学中存在的老师分析案例，学生被动聆听，或者所谓的教师与学生交叉讨论的做法。具体来讲，可以事先在学生中分小组开展分析讨论，然后由各个小组推选辩手发表观点，并对不同见解展开辩论，最后由教师在此基础上总结争点。笔者的教学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最能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也最能使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得到锻炼，因而也最能发挥法学案例教学的功效。总结是法学案例教学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环节，既是对本次案例教学的综合评价，也为下一次案例教学更好开展做好铺垫。总结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涉及对本次案例教学设计成功和失败之处的反思，也包括对案例所包含的法学知识点的系统性整理，还包括对案例分析思路和解决方法的总体性评价，因此绝不是一些工科院校法学案例教学所采取的那样，由教师简单给出所讨论案例的“标准答案”即可。事实上，越是选择精当的案例，越能引发学生对关涉知识点的深度思考和激烈争论，也越是会产生不同的解决方案。在实施方式上，总结包括两个方面：教师总结和学生总结。教师总结的重点是对学生在案例分析中所运用方法、思路、知识点以及个人能力进行总结性分析，发现并鼓励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和论辩能力，指出学生在法学知识点理解上的偏差，提醒学生在案例分析中所暴露的思路不当和综合知识欠缺，这实质上既是对法学知识的系统化整理，也是对学生理论结合实际能力的综合评价。学生的总结则是要求学生通过撰写案例分析报告，对自己分析解决案例的思路，所运用到的法理知识、立法规定，以及最终的处理结果进行书面汇报。撰写案例分析报告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为毕业论文及相关学术性论文的撰写奠定基础，而且也可以使在分析、辩论阶段没有系统发表个人意见的学生充分展现自己的见解和智慧。因此，教师对学生撰写案例分析报告的格式、内容等都要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由学生相互评阅案例分析报告，或由教师对未被推选为辩手的学生的案例分析报告进行批改。3.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模式现代案例教学的模式多种多样，既有课堂案例教学，也有模拟法庭、法院旁听、法律诊所和媒体教学等，而且不同模式的案例教学各有特色和偏重。为更好发挥法学案例教学的效果，可以不必拘泥于某一种模式，而是实现多种教学模式的综合运用。比如课堂案例教学，这种教学模式的组织实施相对便捷，但为了避免单纯依靠教师口述案件事实，或由学生翻阅案例文字资料———因为这样既占用大量的课堂时间，又显得不够直观生动。可以通过对课件或影视资料、图片等多媒体手段的运用，在保证案例信息完全、充分和真实的同时，增强学生对案件事实的直观了解和兴趣。再如法院旁听，这是目前很多法学案例教学经常采用的一种模式，通常是组织带领学生到法院审判庭，现实观摩真实案件的审判。但由于时空的有限性和特定性与我国法院当庭判决率不高的现实之间存在深刻矛盾，因此难以保证整个案件的庭审都得到展示。而如果借助播放视听资料、展示图片、照片等方式使学生事先对案件事实加以掌握，并以此为基础组织模拟法庭教学，然后再带领学生现实观摩法院的庭审，这种前后对比并带有行为效验色彩的做法，往往会极大激发学生学习领会庭审流程、法官庭审技能的热情，法院旁听的效果也将得到极大提升。

法学论文范文6000字(篇三)

自20xx年我成为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的一员到现在已经七个年头了，这七年我收获了师生谊、友谊，收获了荣誉与快乐。我对法学院的感谢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我为成为辽师法学院的一员而骄傲自豪，感谢法学院对我的培养。而这七年的点点滴滴也将永远的镌刻在我的心里，值得我终身回味。我要感谢的人有许多，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姐姐，一直以来为我无私的付出着，给予我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

其次我要感谢的是我最敬爱的导师XXX老师，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缜密的逻辑思维、严谨的学术作风。在研究生期间给予了我许多的关怀和鼓励，从我的论文选题到定稿完成期间，老师认真耐心的指导我，给我提出了许多深刻而宝贵的意见。

学生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我还要感谢拥有强大磁场的XX老师，在辽师的这七年对我的鼓励和督促，在我心里她更像是母亲，一直关心我，爱护着我；感谢XX老师、XXX老师、XXX老师、XXX老师、XXX老师对我论文的指导；同时我还要感谢法学院所有老师对我的学习、生活上的帮助和启发，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正直善良的品质值得我终身学习；感谢我的同学、朋友这一路对我的帮助和支持，谢谢你们。

在以后的工作、生活、学习中我将以各位老师为榜样，并怀着感恩的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法学论文范文6000字(篇四)

摘要：刑法的概念既重要又危险，而如何使其科学化却是被忽视了的法哲学问题。从刑法与道德和政治的关系出发，能够为重新理解刑法的概念开辟新路径。任何时代的刑法都是自己时代的公共道德与政治权力相互结合的产物，只不过由于政治权力的性质不同，这种结合方式亦会不同。现代刑法应具有对公共道德与公共政治进行双向控制的功能，而刑法生活是刑法道德基因所存在、表现的基本场域，回到刑法生活才是尊重和确证刑法之道德基因的基本途径。关键词：刑法概念；法哲学；刑法生活Abstract：，，onlythenaturesofpoliticalpowerdiffer，’：conceptofcriminallaw；legalphilosophy；criminallife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刑法理论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并正朝着多元化、多向度的目标进一步发展。然而，在对这段刑法学术史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也需要通过反思来克服影响刑法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思想障碍与思维困境，而刑法的概念问题就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首先，刑法的概念问题在刑法学中处在终极性地位。在法学中，“为了将材料加以整理和条理化，对某个特定领域的任何论述，……都应当以一定程度的体系为基础”，“我们不应当低估体系在法学中的功能。体系主要服务于对一个材料的判断和更深刻的理解”，“法学体系同时也有助于对具体原则的意义和整个法律领域的意义关联的判断”[1]。在刑法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刑法的概念不仅是其他一切概念的母体，而且是整个逻辑过程的起点和归宿。如果说“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归纳方法应理解为概括由经验获得的事实，演绎方法则应理解为建立逻辑必然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的建立主要靠必然性推论即演绎方法”[2]，那么，刑法学体系就是基于刑法的概念、运用演绎方法予以展开而建立的逻辑体系。因此，刑法的概念是刑法学体系得以演绎而成的元概念，换言之，刑法学体系只不过是刑法的科学概念的逻辑展开而已。这意味着刑法的概念既处在刑法学研究的起点上，又处在刑法学研究的终点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定义刑法就不是个局部的刑法学问题，而是一个决定刑法学体系的重大理论问题。正如德国学者所说，法学教科书的提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学的体系[1]42，然而，反观我国多年来的各种刑法教科书，刑法的概念基本上是被浮皮潦草地作个常识性交代了事，也很难看出其对刑法学体系整个逻辑过程的决定作用。这不由得使人对正统的刑法定义表示质疑，也不由得使人对传统刑法学体系的科学性表示质疑。我们不得不承认，刑法概念的专门研究长期为我们所忽视了。现实中，题目极为漂亮的刑法理论著述随处可见，而找一本像英国学者哈特所著《法律的概念》那样题目简明、径直以“刑法的概念”为名的刑法论著绝非易事。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刑法理论中的诸多困惑，以及刑法实践中的诸多分歧，都可以追溯到人们的刑法观上去。何谓刑法概念?即是这种刑法观的定义式表达。其次，刑法的概念问题也是刑法学中最危险的问题。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集中反映了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法。“一旦定义形成，为适合定义而被裁剪的事件以及起初的心理事实变为活生生的事实。正是这一现象使得定义如此重要而又如此危险，它们提供了对法律世界集中的解释，但又排除了瓦解这一定义的可能性”。[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有的逻辑体系，无论东方的或西方的，无论科学的还是宗教的，循环的或是直线的，都发端于对事实的结构方式的分析之中”[3]1，但事实的结构方式并不是“自我”呈现于人们面前的，而是人们根据基本概念所指引的方向，以及所提示的方法使之“被”呈现出来的。在这里，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构成了诠释学所说的先见或前理解。按照诠释学的基本原理，先见或前理解是理解意义的先决条件[4]。任何概念都不可能使我们一览无余地看到相关的全部事实以及事实的全部结构，相反，它只能使我们关注某些事实和事实的某些结构方式，而忽略掉另外的事实和事实的其他结构方式。虽然如此，不同概念向我们传达的事实及其结构对我们理解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并按照这种理解来构建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却具有很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意义。因此，对刑法概念的不同定义构成了刑法理论研究和刑法制度建设的先见或前理解。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我们的刑法教科书对刑法概念所作的众所周知的界定，并没有超出常识法律观念的程度。依笔者之见，这种常识法律观念来自于三种力量：一是我国法律文化传统；二是西方法律实证主义；三是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不断向国人灌输的法律观念是一种命令式法律观念。有的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法律“更像一种内部行政指示……而不大像法典，甚至连一般的法规都不像”，因而“在研究中国法律时，必须从法官并且最终从皇帝的角度去观察问题”，这与西方人“总是倾向于从诉讼当事人的角度去观察法律”截然不同。“对中国人来说，法律就是靠严刑推行的命令，法律制度是一个极为严厉的、潜在而无处不在的、全权的政府的一部分”[5]。这种让民众畏惧、疏离法律的传统法律观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及至清末西学东渐以后，19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形成的常识法律观念，又在传入国门后与传统法律观暗合在一起。这种西式法律观念与英国法学家奥斯丁的分析法学在全世界的传播有着紧密联系[6]。分析法学及其塑造的西方常识法律观念一方面强调法律的客观性、形式性、确定性，另一方面则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当它与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相遇后，前一方面的观念因子与之发生排斥而无法扎根，后一方面的观念因子则能够与之水乳交融。1949年以后，前苏联的工具主义法律观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支配了全中国的法律思维，它与中国传统法律工具主义的根本不同只是在于公开宣扬法律的阶级性。在法律的阶级性话语渐被法律的阶层性话语所取代的今天，法律的阶级性观念日渐式微，而法律的工具性观念依然如故。由此可知，须从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实证主义的清算、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三个方面来对常识法律观实行“去工具化”。由于传统法律以刑法为重心，刑法学在当代中国部门法学中又地位显赫，所以，对刑法概念的专门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经由上述三种力量而形成的常识性刑法概念，过分强调了刑法是立法活动的产物，过分强调了政治因素的结构性地位，过分强调了刑法的工具性，致使刑法的某些事实及结构方式被严重遮蔽了。因此，对刑法概念进行再探讨，就是去发现那些被常识性的刑法概念所淹没和遮蔽的事实及其结构。本文将仅从实证主义的清算角度探讨刑法概念的法哲学问题。现代法学刘远：刑法概念的法哲学问题二、可能的路径常识性的刑法概念所忽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视域就是刑法与道德和政治的关系。德国学者考夫曼指出，实证主义带来的危险是，法完全被置于立法者支配之下，法的本体性被彻底否定，这是极其错误的。法的本体性不容否定，但是，应当用关系本体论取代自然法学说曾经主张的实体本体论，因为法不是如同树木和房屋一般的客体，相反，它是一种关系的结构[4]19。因此，“吾人必须找出一个超脱于实体存有论的自然法及功能论的法律实证论二者外之途径”[7]。要超越自然法学说和实证主义法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原则是将法律看作是一种关系的结构。几十年前，美国前大法官卡多佐曾援引布鲁塞尔大学教授范德·艾肯的论述指出，先前法律被视为立法者自觉意志的产物，而今人们在法律中看到一种自然的力量，它不同于“自然法”之“自然”，后者意味的是自然的理性原则，人类的法典只是理性原则的具体运用，而这种“自然的力量”意味的则是法律产生于事物之间的关系事实，法律同这些关系本身一样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这种法律观使人们不再从理性推演或者逻辑演绎中，而是从社会效用的必然性或社会需求中去寻找法律的渊源。立法者对这样的法律只有一些零碎的自觉，他通过他所规定的规则将之翻译过来，而在确定这些规则的含义时，或者在填补法律的空白时，我们就必须从社会效用的必然性或社会需求之中去寻找解决办法[8]。这就是一种超越自然法学说和实证主义法学的思维方式。在作为“关系的结构”的法律之中，最为基础的一种关系就是法律与道德和政治的关系，而自然法学说与实证主义法学以及前苏联式的法学都忽视了这种关系，或者说都没能从这种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法律。在我国的刑法教科书中，作为一种道德范畴的正义一词的出场率极低，更没有被作为一章、一节甚至是一个标题进行专门探讨，这本身即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而事实上我们对此已熟视无睹，这显然带有实证主义的印记。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断言，以往法律理论尤其是自然法理论，不恰当地将法律和人类主观好恶及价值理想联系起来，不恰当地将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从而使法学不能成为一门独立性的科学。因此，分析法学主张，与人们主观愿望密切联系的学问如立法学，不属于法律科学的范围，而是伦理学的分支，其作用在于确定衡量实在法的标准，以及实在法为得到认可而必须依赖的原则。在分析法学看来，法学家关心的是法律是什么，立法者或伦理学家关心的是法律应当是什么[6]47-48。[1][2][3][][]以常识性的刑法概念这样一种忽视法律与道德和政治的关系的概念为基础的刑法教科书和刑法理论，在说明那些占全部刑事案件绝大多数的普通案件时总是头头是道，因为这些普通案件之所以普通，是由于社会上对它们的价值判断具有明显一致性，而这种价值判断的一致性不会成为处理这些案件的观念障碍，也就不会进入人们的视野，对这些案件的司法判决似乎只依赖三段论式的形式逻辑推理即可完成。反过来说，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案件却助长了人们关于刑事司法只需要形式逻辑推理的印象与意识。这些普通案件正是常识性的刑法概念及刑法教科书赖以生存的土壤。但是，当这种刑法教科书和刑法理论一踏入疑难案件的领域，马上就显得捉襟见肘了。这些在全部刑事案件中只占极少数的疑难案件之所以疑难，不是由于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也不是由于三段论式的形式逻辑推理本身失灵了，而是由于它们触及了在人们之间存在明显争议的价值判断问题。价值判断问题被法律实证主义排除在法学之外，因而疑难案件的司法判决在法律实证主义的逻辑中只能委之于司法任性。为了消解这种司法任性，在分析法学之后，法律实证主义的另一分支——美国现实主义法学，从关注疑难案件入手重新探讨了法律的概念。19世纪末，美国大法官霍姆斯便宣称：“对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测而不是别的什么，便是我所说的法律。”“时代的迫切要求、盛行的政治道德理论、公共政策的直觉认识，无论是坦率承认的还是讳莫如深的，在确定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的作用上远胜于三段论式的演绎推论，甚至那些法官共有的偏见也是如此。”[6]71-72但是，根据现实主义法学的观点，法律只存在于法律适用者的行动中，只能预测而不可预知，只有具体性而无一般性[6]96。可见，虽然现实主义法学看到了一些为分析法学所忽视的事实，如政治道德、法律政策等因素对法律的构成性作用，但其最终还是着眼于法律的政治性，即自上而下的构成性力量对法律形成的作用，因为“分析法学关注的基本事实是主权者的立法内容，而现实主义法学关注的基本事实是一般官员的法律行动”[6]94，无论是主权者还是一般官员，都应当归入政治因素的范畴。与此相适应，分析法学与现实主义法学在观察法律的事实时都采取了“坏人的视角”[6]72-73，这就意味着它们都不可能正视道德因素这种自下而上的构成性力量对法律形成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现实主义法学是使法学从法律的形式性走向法律的内容性的重要环节，尽管其为此付出了否定法律的形式性的沉重代价，而且其对法律的内容事实的认识是极其片面和有限的。正因如此，虽然现实主义法学对刑法概念和刑法理论的影响似乎不及分析法学那样深远，但在反思刑法的内容性之时，我们却不能不对之予以关注。以英国法学家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法学力图改变法律的暴力形象，而这种暴力形象至今仍是我国常识刑法概念的主要形象。哈特认为，正面心态行为者反省的主观意念是规则的内在方面，而行为的规律性只是规则的外在方面。没有内在方面，行为者的行为模式不可能是规则行为模式，而只能是习惯行为模式或被迫行为模式。因此，内在方面是规则的本质特征。哈特用“规则的内在方面”这一概念，将法律放在“好人的视角”上观察，而不是像分析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那样将法律放在“坏人的视角”上观察。哈特认为，法律规则与非法律规则的区别在于：前者包含着社会官员内在观点所接受的“次要规则”，而法律是作为主要规则的义务规则和作为次要规则的授权规则的结合。次要规则包含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三种。比如，“不得杀人”是主要规则，用以明确“不得杀人”的具体内容、范围及效力的规则属于承认规则。当社会大多数人要求允许安乐死时，用以确定“安乐死”不再包含在“不得杀人”之中的规则就属于改变规则。用以确定一个权威来根据“不得杀人”这一主要规则认定刑事责任的规则即是审判规则。在次要规则中，承认规则是最重要的，是区别法律与非法律的识别标准，同时也是法律的独特品质。它确定某种渊源是否属于法律的渊源，并对一个法律制度何时存在提供标准。主要规则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具有的内在观点，另一方面便是承认规则确立的标准，而承认规则的存在仅仅是因为人们具有的内在观点。主要规则的法律性来自承认规则，而承认规则的法律性则来自大多数人或主要是官方的接受。改变规则与审判规则的存在方式和承认规则相类似。主要规则涉及个人必须做或不得做的行为，而次要规则只涉及主要规则最后被查明、采用、改变、消除的方式和违反主要规则的事实被查明的方式。但是，哈特极力强调，在某些情况下，即使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服从主要规则，而仅有官员接受并适用承认规则，法律也是存在的，因此法律最关键的基础在于官员的内在观点。官员的内在观点决定承认规则，而承认规则最终决定法律的存在。因此，与分析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一样，哈特的新分析法学也认为官员或权力机构对于法律的存在具有基础性地位。与此相适应，哈特继承了分析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不存在必然联系的观点，尽管其主张法律应具备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他说，一个法律社会包含一些从内在观点上接受其行为规则的人，这些人不仅仅将规则视为可靠的预言，也包含另一些人，他们中包括犯罪分子，他们仅仅将规则视为可能导致惩罚的渊源而关心规则，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平衡决定于许多不同的因素。但是，人们对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的认同，以及因此而具有的内在观点，并不意味着人们从而具有了道德上的要求，因为认同的动机和内在观点产生的依据有时与道德要求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尽管法律与道德在事实上存在某种联系，但从概念上看没有必然联系[6]98-144。透过哈特的观点，我们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同为法律实证主义，奥斯丁的分析法学强调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强调法律是法律适用者的行动，而哈特的新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本质特征是承认规则。因此，从分析法学到现实主义法学，再到新分析法学，是一个法律的强制性逐渐被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法律的道德性逐渐显现出来的过程。应当看到，法哲学与法理学所研究的法律概念问题，常常以刑法为基本参照，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特定时代对刑法概念的认识状况，也深刻影响着刑法学者对刑法概念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观点。因此，经过对上述法律概念理论史脉络的清理，(注：这里之所以未引用刑法学文献，而引用的是法哲学与法理学文献，其理由在于：一方面，目前所见国内外刑法学论著很少像法哲学与法理学专门而系统地探讨法律概念那样来探讨刑法概念；另一方面，依靠这些刑法学论著也很难如此清楚地勾勒出刑法概念的历史演变。)我们已然发现，在探讨刑法概念之时，如果从法律与道德和政治的多边关系入手，则可以超越法律实证主义的上述思维方式。三、深层的结构从深层结构上看，任何时代的刑法都是自己时代的公共道德与政治权力相互结合的产物。美国前大法官卡多佐说：“法律确实是一种历史的衍生物，因为它是习惯性道德的表现，而习惯性道德从一个时代到另一时代的发展是悄无声息的，且无人意识到的。这是萨维尼的法律起源理论中的伟大真理。但是，法律又是一种有意识的和有目的的生成物，因为，除非是法官心中想追求合乎道德的目的并将之体现为法律形式的话，习惯性道德得以表现就是虚假的。如果要实现期待的目的，不作有意的努力是不行的”[8]63-65。这是千真万确的，一方面，刑法的规范基础是公共道德，或者说公共道德构成了刑法的正当性来源。法国学者涂尔干曾指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也就是“集体意识”或者说“共同意识”，而所谓犯罪，就是一种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的行为。即使刑罚对于矫正已经犯罪的人和威慑正准备犯罪的人没有太多的作用，但其真正作用却在于“通过维护一种充满活力的集体意识来极力维持社会的凝聚力”[9]。涂尔干所说的与刑法有关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凝聚力，首先是公共道德性质的。因此，正如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法院看来，罪什么时候都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和要求惩罚的行为。……法院一般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按照特定场合下犯罪者的行为的具体罪恶和危险程度量刑。判决应该充分反映公民对于某一特定罪行的反感。人们认为它的目的不仅仅是对于有关行为的惩罚，而且也是对于这些行为的社会谴责。因此，它可以满足社会，或社会的某些成员，有时被严重的罪行所激起的报复要求”；“罪行的严重程度是如何衡量的?首先根据法庭所估计的该罪的邪恶性，而法庭的这一估计又来源于其对于公众有关此案的看法的估计。法庭声称在量刑时考虑到了公众舆论(冷静的公众舆论而不是往往随着恶性犯罪事件而来的歇斯底里)”；“公共道德是维系社会的基本纽带之一；社会可以使用刑法维护道德，正如社会使用刑法维护其他任何对其存在来说必不可少的事物一样。道德的标准就是‘坐在陪审团的位置上的那些人’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的基础是‘半意识地和无意识地积累起来和在常识道德中体现出来的持续的经验的整体’”；“道德在英格兰的含义就是十二个男人和女人心目中的道德的含义——换言之，道德在此被确定为一个事实问题”[10]；这虽然是英国学者就英国刑法和刑事司法来说的，但却具有普适性，因为这反映了刑法的一般特征，即刑法以自己时代的公共道德为规范基础。另一方面，刑法的规范后盾是政治权力，或者说政治权力构成了刑法的强制性来源。“罪行是法院认定为或国会不断规定为足以伤害公共利益，因此必须应用刑事诉讼程序加以处理的错误行为。……当我们听到一位公民呼吁，‘应该有一项法律惩治……’，他是在表达他个人的信念，……即使每一个人都同意他的意见，有关的行为也不会因此就变成一项罪行。没有国会的法令或法院的判决的批准，公众的谴责仅仅是公众的谴责而已”[10]22。由此可见，无论是就刑法的制定还是适用而言，刑法都是公共道德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产物。有的西方学者区分初级社会制度与次级社会制度，把风俗、传统等视为初级社会制度，把法律视为次级制度化的现象，认为法律由初级社会制度发展而来，其有别于风俗的特征在于法律具有组织的强制力[11]，这一逻辑路径在此得到了印证。不过，由于政治权力的性质不同，法律在结合公共道德与政治权力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构方式。当政治权力尚未公共化之时，公共道德法律化受着政治权力之私己性的指导。比如，在我国古代，“自曹魏以后，儒家的许多道德话语被有选择地写入律典，实现了瞿同祖先生所谓的法律儒家化”[5]。具体来说，就是片面地将儒家所崇尚和倡导的臣子对君父的忠孝义务转换为法律话语，而并未将同样为儒家所尊崇和弘扬的君父对臣子的仁慈义务法律化，从而形成了君父对臣子有权利而无义务，臣子对君父有义务而无权利的片面化权利义务关系。尧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汤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说：“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诸如此类的“尊对卑之道”并未像“卑对尊之道”那样被普遍地法律化[5]。这是因为，与臣子的忠孝相适应的是君父的仁圣，众多的臣子由于受到蒙骗而往往能够做到忠孝，而少数的君父由于缺乏制约而往往难以做到仁圣，故忠孝易而仁圣难。假装仁圣的君父是不可能用法律手段来确认自己的仁圣义务的，而被愚弄的民众却往往老老实实地履行着具有法律意义的忠孝义务。可见，像古代中国这样的封建国家，并不是其社会道德体系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正义诉求，而是其法律体系不符合当时的社会道德体系，而这又是由于其社会道德现实不符合其社会道德体系的结果。就此而论，所谓法律儒家化只是法律片面地儒家化，所谓儒家法律化也只是儒家片面地法律化。但是，当政治权力被公共化之后，上述公共道德片面法律化的现象则会从根本上和总体上予以改变。在专制政体下，“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是一种常态，而在民主政体下，刑法被从根本上和总体上正义化。谭嗣同说：“在西国刑律，非无死刑，独于谋反，虽其已成，亦仅轻系月而已。非故纵之也，彼其律意若曰，谋反公罪也，非一人数人所能为也。事不出于一人数人，故名公罪。公罪则必有不得已之故，不可任国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且民而谋反，其政法之不善可知，为之君者，尤当自反。借口重刑之，则请自君始。”我国当代学者就此评论道：“谭氏对于西方法律的描述，容有未确，但大意不错。西方近现代法律对于国事罪限定极严。美国的国事罪是由宪法规定的，只有xxx才可以构成国事罪，且仅限于对美国作战或依附美国的敌人两种行为。据联邦最高法院解释，由宪法规定xxx罪的立法意图，是严防司法或行政当局借国事罪之名，钳制公民的言论自由，或侵犯公民的其他民主权利。xxx与普通刑事犯的待遇也迥然有别，原则上不予引渡。与此同时，法律对于国家元首则有严格的约束、监督和xxx程序。”[5]当然，专制法律的形成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政治权力之私己性，因为一定的政体有与之相适应的公共道德，改造政治权力必须相应地改造社会道德状况，这是互为因果的，但是在分析的意义上，还是可以指出政治权力的性质对于法律结构所产生的影响的。在公共权力时代，法律应当以公共道德为基础，以公共权力为权衡。即在法律的结构中，公共道德应当在根本上和总体上处于控制性地位，而在公共道德所允许的范围内，应充分发挥政治权力对公共道德的限制、引导作用。可见，与专制刑法不同，民主刑法应当具有对公共道德与公共政治进行双向控制的功能，这构成了现代刑法正义的一部分。一方面，现代刑法应对公共道德予以控制。公共道德对一种行为的态度代表了社会共同体中多数人的意见和情感——当然，这并不等于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因为人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利益是什么。如果刑法一味地附庸于公共道德，使公共道德不受控制，那么刑法很可能会以“伦理刑法”的形象在某些领域成为陈规陋俗的帮凶，成为社会中多数人压制少数人的工具，而这一点在现代化转型的社会里尤为损害法律正义，这种法律正义要求法律在具有承前性的公共道德与具有启后性的公共政治之间，实现在秩序前提下的、有利于转型的最佳平衡。道德是经验性的，并未经理性的检验，是“半意识地和无意识地积累起来”的。因此，公共道德常常代表着传统与世俗的规范力量，却无法正确反映社会的未来要求与应有规范。如果某种普遍性的道德是建立在无知、迷信或错误理解的基础上的——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可能的，而刑法也予以无条件维护的话，那么刑法就丧失了对公共道德最起码的警惕，就无法实现现代刑法的正义性。不过，刑法对公共道德的控制是有限度的。刑法必须尊重并建立在那些社会的存续所必不可少的公共道德之上，亦即公共道德底线之上，如果刑法连这样一种公共道德都不尊重，不以其为基础——即便它被某些人认为是无知、迷信或错误的，那么刑法就必然成为“智力寡头”或“政治寡头”的工具。“对于一个自由社会来说，无论是听命于智力寡头，还是听命于政治寡头，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它所不能接受的。”[10]24但是，在这种公共道德底线之上，刑法不应成为维护公共道德的工具。比如，即便是最现代的也认为通奸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如果通奸已经不再威胁社会的公共道德底线，亦即不威胁社会维存所必须的伦理秩序——这主要是由于社会成员心智普遍趋于自主而不会产生明显的模仿，那么不得通奸就不再是一种公共道德底线，刑法惩治通奸行为就不再有其正当性。至于那些人普遍错误地认为不道德、但却并不关乎公共道德底线的道德行为领域，刑法更不应该予以维护。即便是对于公共道德底线范畴的道德行为领域，刑法也不应无所作为地附庸其上，而是应该予以适度的限制与引导。刑法对公共道德的警惕和控制是通过刑法中的政治权力因素起作用的，因为政治权力的精英性及激进性常常能够弥补公共道德的大众性及保守性。“在衡量有关罪行的严重程度时，法庭不仅关心犯罪行为人的道德过失，而且也关心犯罪行为人所造成的伤害的严重程度。一个试图实施某一犯罪行为的人并不因为该图谋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实现而更少可责性，或者更少危险性。……然而，在实践中，法庭通常的做法是对于未遂犯罪比对于完成犯罪处以较轻的处罚。因为未遂犯罪没有造成伤害或者至少是造成的伤害较小。”[10]6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明证。另一方面，现代刑法应对公共政治予以限制。公共政治本来代表的是社会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但由于公共政治或多或少地存在异化现象，所以，社会共同体中的少数人(主要是掌权者)常常打着多数人的旗号压制多数人；同时，社会多数人有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可能置自己所承认的公共道德于不顾，公然以公共政治的名义压制少数人。显而易见，刑法对公共政治的必要控制一方面是通过刑法中的公共道德因素起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靠公共政治本身的自我控制起作用。就后一点来说，公共政治本身的自我控制是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等途径实现的。而就前一点来说，刑法的预防目的必须受到刑法的报应基础的控制。英国学者写道：“报复性的刑法之不受刑法学家的重视已经有许多年了，在他们看来，这样一种刑法是不符合时代的以及事实上是野蛮的。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刑法学界的思想发生了某种变化，出现了‘刑法理论中的报复倾向的回归’。这至少部分是由于经验已经表明，我们实际上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才能改造罪犯，以及因为对于犯罪行为人的处罚完全是为了防止犯罪可能造成的不公和压迫。”“最为重要的是，对于《1991年刑事司法法》中有关判决的制定法构架来说，罪犯‘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的原则是核心性的。”[10]7德国最高法院也通过判例表明，在消除罪过、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这三个目的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法官不得专横地单独考虑一种目的的要求，必须通过一种“三级量刑过程”或曰“裁量范围理论”、“罪过范围理论”来实现三个目的的统一。量刑过程的第一级是查清法定的刑罚幅度，尤其是刑罚的上限与下限，尽管有的时候要结合分则与总则的规定才能查清；量刑过程的第二级是根据罪过的程度，在法定的刑罚幅度内确定更狭窄的刑罚幅度，这个幅度就是法官自由裁量的幅度，在该幅度内，罪过的程度会使多种刑罚看起来都是恰当的；量刑过程的第三级是在自由裁量的幅度内，考虑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需要，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最终适用的刑罚[12]。总之，在公共道德与公共政治之间、在社会大众与社会精英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现代法律应当确认并保护这种有益的张力。因为现代法律是法治之法，法治之法不同于道德之法或习惯之法，也不同于政治之法或官僚之法。道德之法或习惯之法是道德风俗的奴婢，它常常使社会共同体中的多数人“正当地”伤害少数人，它也常常使前代人“正当地”伤害后代人。而政治之法或官僚之法是权力体系的奴婢，它常常使社会共同体中的少数人“正当地”(以多数人的名义或道德的名义)伤害多数人，它也常常使强势者“正当地”伤害弱势者。道德之法与官僚之法在某些时候还会发生串联，勾结起来“正当地”伤害其想要伤害的社会成员，而唯有法治之法，才会努力去防止和制止一切不义。因此，法治之法的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以及法学者一方面须对世俗道德、公共政治保持必要的尊重，这是维护秩序所必须的；而另一方面，对世俗道德、公共政治又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这是改进秩序所必须的。显然，法治之法与道德之法和政治之法的差异，不仅在于前者致力于为防止和制止一切不义而提供一套技术性的、形式化的保障手段，更在于它具有为后两者所不具有的价值内涵与精神追求，即“以人为本”。四、道德的确证在理性主义传统中，确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言，“‘法律’必定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并且定义者只能从抽象的概念层面自由选择；同样的，如同其他的选择一样，定义者别无他途。但阐述者可根据他的经验和目前的兴趣赋予这些名词以重要意义，而使诸如此类的选择得以明确。”[13]现在，我们固然更加需要理性，但却必须超脱理性主义的泥沼。因为，“几乎在哲学被要求回到‘事情自身’的同时，法哲学也重又走向‘法之事情’”[4]21。此处的走向“法之事情”，就是让法律理性回归生活世界。情境化的思维方式能够为理性思维插上想象的翅膀。当我们想到刑法的时候，想象会带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相关情境，例如：(1)刑法学者马上想到的很可能是白纸黑字、印有国徽的刑法文本；(2)而刑法学者的配偶马上想到的很可能是自己的配偶制造雄文宏论或者“文字垃圾”时那汗流浃背的身影；(3)被偷盗了贵重财物的受害人马上想到的很可能是根据自己的遭遇应该如何处罚那个该死的窃贼；(4)而那个窃贼马上想到的很可能是警察正在到处追捕自己和假如自己被抓到的后果；(5)如果窃贼已经被捕，他马上想到的很可能是即将到来的法庭审判场景。但是，在各式各样的刑法情境之中，深具学术研究价值的主要是“文本情境”(1)、“生活情境”(3)与“司法情境”(4或5)。刑法文本本来是刑事立法的产物，同时也是刑事司法的依据，但文本情景下的刑法理性却把这一活生生的刑法过程缩小为一个抽象的点，这是刑法教义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得到认可的对现行法律的阐释被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从中发展出来的、不断巩固的法律意见被以尽可能准确、明晰的概念和具体法律原则加以总结，这种总结被称为教义学[1]42。由于现代刑法被以文本形式加以固定和明确，司法刑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刑法教义学，它所直接面对的就是刑法文本，所以，司法刑法学中的刑法概念被确定为文本意义上的刑法。这就是为什么刑法的概念常常被界定为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的原因。阿图尔·考夫曼指出，法律教义学不问法究竟是什么，法律认识在何种情况下、在何种范围中、以何种方式存在。这不是说法律教义学必然诱使无批判，而是说即便它是在批判，如对法律规范进行批判性审视，也总是在系统内部论证，并不触及现存的体制。他指出，在法律教义学的定式里，这种态度完全正确，只是当它把法哲学和法律理论的非教义学(超教义学)思维方式当作不必要、“纯理论”、甚至非科学的东西加以拒绝时，危险便显示出来[4]4。事实上，法律教义学常常倾向于这种极端态度。受到刑法教义学训练的刑法职业者，通常把目光死盯在本国或本地区现行有效的刑法文本上。具体来说，当刑事法官、检察官、刑事警察、辩护律师等刑事司法活动的参加者在司法过程中谈论刑法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文本意义上的刑法，即白纸黑字的、通常是由法条所组成的现行有效的刑法。而且即便只是在文本层面，他们也较少关心外国的刑法和历史上的刑法，甚至本国其他法域的刑法他们也较少关心。在“文本情境”之中，刑法当然是被“写”出来的，其中，刑法典最具代表性。问题是，刑法文本一旦产生就具有误导性，往往使其读者误认为只有它才是刑事司法的根据、来源和基础，从而遮蔽了刑法的本源。这种心理现象在目前我国刑事司法界相当普遍，甚至是“习惯成自然”了。殊不知，刑法文本的形成，须倚赖文字的存在，而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就已经有了刑法现象，或者说刑法却不以文字的存在为前提。费孝通指出：“文字的发生是在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的情境里”，“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可是不一定有‘文字’”[14]。在无文字的社会里不存在什么刑法文本，但刑法却照样存在，刑事司法却照样进行。这说明，刑法文本是刑法发展的结果，是刑法规范在只靠口耳相传的语言与刑事司法的操作所不能清楚记忆和稳定传承的情况下予以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共同体政治权力的掌握者需要对传统的刑法规范进行修改、补充的结果。当然，英美法系中传统的刑法文本是普通法的刑事判例，它不像大陆法系刑法文本那样具有较大的误导性。英国刑法学家史密斯和霍根写道：“我们的刑法是在许多世纪里发展起来的，而那些曾经塑造刑法的人和那些曾经将刑法付诸实施的人的目的无疑是多种多样和各不相同的。因此，确切地说明今天的刑法的目的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是不容易的。”[10]3“生活情境”之“生活”，专指“刑法生活”。有学者使用“法生活”这一概念，如日本学者加藤新平[15]。从“法生活”的概念中演绎出“刑法生活”的概念，实属必要。“法生活”的概念源自对近代以来的自然法理论与法律实证主义传统的超越，而后两者的一个共同弊端恰恰是远离生活。“法生活”是“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举凡生活世界中具有权利义务性质的社会冲突之解决以及责任之承担等现象，都具有法生活的意义，而这种生活不是国家创制的，相反，它是国家制定法的生活来源、根据和基础。同样，举凡法生活领域之中由于蔑视底线伦理、侵害正当权益而引起公愤之行为，如果不诉诸道德人格的否定评价及相应的惩罚就不能满足报应感情的，即为刑法生活的事情。比如，一个正在试图破窗而入实施非法行径的不法分子应该当场受到户主怎样的处置才算公平，一辆消防车为尽快救火而有意撞伤挡在必经之路上的醉汉的行为应受到怎样的评价才算公正，诸如此类的生活实际，自然不待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作出正式的反应，就会在一定范围的社会中引起自发的议论，结果通常是形成某种具有刑法意义的、事实上构成刑法之立法基础的常理与常情，这就是刑法生活所提出的具体要求。一言以蔽之，刑法生活是刑法之道德基因所存在、表现的基本场域；刑事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法学者重新回到刑法生活，是尊重和确证刑法之道德基因的基本途径。当然，刑法生活中也会有分歧与缝隙，解决与弥补这种分歧与缝隙的是刑事权力，即便是在存在常理与常情的刑法生活事实上，刑事权力也不应该是消极被动的，而且也不应该附庸于刑法生活所提供的那种常理与常情。但是，这不能成为反对刑法生活这一概念的理由。建立刑法生活的概念，至少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刑法实践中，刑法生活与刑法文本究竟哪个是刑法之本，哪个是刑法之末，而不致于本末倒置。法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经针对既往的法人类学研究指出：“真正的问题不是去研究人类怎样服从规则——事情并非这么简单，真正的问题是规则应如何去适应人类生活。”[16]事实上，必须重视刑法生活之事实，才能为刑法文本和刑事司法的正当性奠定根基。在上述基础上，再来谈司法情境。“司法情境”之“司法”，专指“刑事司法”。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在“应然的法律理念以及由其所导出的一般法律原则”与“须加以规范的、可能的且由立法者所预见的实然的生活事实”之间，进行交互比较，以使二者相对应。在这里，一方面，法律理念须对生活事实开放，它须被实体化、具体化、实证化，以便于形成概念；而另一方面，它所预见的生活事实须以法律理念为导向来进行典型建构，立法者将一组基于重要观点被视为相同的实例事实汇集成一条以概念描述的法律规范，并赋予其一定的法律效果。而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在法律规范的目的指导下，在法律规定与现实案件之间进行交互比较，以使抽象的法律通过以个案为对象的解释成为具体化的构成要件，而个别的、无固定结构的案件事实通过依据法律而行的结构化成为类型化的案情[7]22-23。“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分司法活动和立法活动的界线。这就是，立法者在估量总体境况时不为任何限制所约束，他对境况的规制方式完全是抽象的，而法官在作出决定时所看到的是具体的案件”[8]74-75。因此，在逻辑上，“司法”一头面对的是法文本，一头面对的是法生活。事实上，深受法律教义学之害的法律职业者却常常死盯住法文本，而置自己亦身处其中的法生活于不顾。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司法的本质，就是司法官按照公认的程序弥合法文本与法生活之间的二重性、使之趋于和谐的活动。文本之法是用文字表述的，具有抽象性。语言和文字“把具体的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是用词来表现的，于是我们靠着词，使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境中搭下了桥梁；又使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桥梁”[14]15。文本之法在被运用于具体情境(案件)之中时，需要对其进行解释，解释的目标是使此一情境与彼一情境之间的差异得以显现，并使文本之法对不同情境下同样案件的态度之差异得以显现。与文本不同，生活中存在的是具体的情境，所以生活之法是情境化的具体的法，但是生活之法可能需要来自司法的修正，修正的目的是使法生活趋向法文本指引的方向，修正的依据是对法文本的解释，修正的界限是法生活所能容忍的程度。刑事司法就是司法官对刑法生活的修正与对刑法文本的解释的统一。如前所述，刑法教义学视域中的刑法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文本类型。在这种类型的文本中，用语言文字记载着关于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规范。这种类型的文本对于刑事司法的意义在于：它为刑事司法活动确立了定罪量刑的原则、规则与界限。也正因为这样，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容易产生并巩固这样一种错觉，即刑法文本乃是刑法之本。这种观念也并非完全有害，因为刑法文本对公民自由的保障和刑罚裁量的限制具有提供基本的文本依据的意义。但是，如果刑事司法的参加者仅仅秉持这样一种单向度的观念，其害处就变得显著了。因为，刑法文本实乃刑法之末，而刑法之本则是刑法生活。刑法文本不过是刑法生活的摹写与有针对性的、有限度的引导和改造，或者说是这种“摹写”、“引导”、“改造”的固定化和明确化。这种刑法文本所要求刑事司法的，并不是漠视刑法生活，而是要求将其一般化、抽象化、形式化的“摹写”与“有针对性的、有限度的引导和改造”在具体案件中尽力重现出来。这就意味着，在理解和适用刑法文本之时，相关主体如果严重脱离刑法生活，刑法文本则会变得无用而有害。同时，再好的刑法文本也会或多或少地存在脱离刑法生活的地方，因为语言文字这种表述形式具有固有的缺陷，运用语言文字来表述与引导或改造刑法生活的立法者或立法参与者本身也只具有有限的立法理性，故其“摹写”、“引导”、“改造”可能存在不适当之处，因此，刑事司法官必须在“重现”过程中同时尽力克服这种不适当。司法刑法学视域中的刑法虽然首先是文本意义上的刑法，但这种文本并不是像文学文本那样只具有知识价值与审美价值。刑法文本实乃刑事司法活动介入与调整刑法生活的依据和界限，不在刑法文本确立的形式范围之内的刑法生活事实决不应该成为刑事司法的对象；反之，进入刑法文本确立的形式范围的生活事实，也未必就是犯罪，这种生活事实是不是犯罪，需要经由程序性活动予以决定，其间也需要关照刑法生活的要求。因此，刑事司法活动就是控、辩、审三方相互之间按照刑事程序的要求在刑法文本与刑法生活之间寻求某种协调的活动。所以，司法刑法学不应只是刑法教义学，还应是刑法生活学；不应只关注刑法规定本身，还应关注操作和适用刑法的人。参考文献：[1]N·霍恩.法律科学与法哲学导论[M].罗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2.[2]刘大椿.科学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3-64.[3]博西格诺.法律之门[M].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2：1.[4]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M].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5]苏亦工.朕即法律——从《贞观政要》对唐太宗的评价看中国的法律与道德[N].南方周末，2007-10-25(24).[6]刘星.法律是什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6.[7]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6.[8]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75-76.[9]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43，71.[10]J·C·史密斯，B·霍根.英国刑法[M].李贵方，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11]林端.法律人类学简介[M]//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江，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11-112.[12]王世洲.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2-134.[13]保罗·博汉南.法律和法律制度[M]//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江，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26.[1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5，16.[15]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M].顾肖荣，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5-36.[16]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M].原江，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83.

法学论文范文6000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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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毕业论文中期报告范文 (1)文头 封面顶部居中,小二号行楷,顶行,居...

哈尔滨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中期进展情况检查表 学生姓名 论文题目 张明雪 年级专业 07 级法学 指导教师 论非物质文化渔产商标法的保护 季连帅 已 论文的内容能够按要求进行写作,以及文章的主旨及其含义的延伸增加些许创新。确立了 完 论文......

法学论文范文6000字(篇六)

曾经我在华政度过了美好而难忘的四年大学本科时光。三年前，我早已踏上工作岗位，却抱着继续学习深造的念头再一次投入华政的怀抱，开始了我在职攻读法硕的生涯。时光转瞬即逝，如今将要完成学业，我感到荣幸，因为在这里我接受到不少母校名师的教诲，结识了来自各行业的追求上进的同学;同时我也深感欣慰，法学理论功底进一步夯实，知识面有所拓宽，思维得到发散。

对于我来说，最有成就感的便是在导师刘松山教授的指导下，通过自身的思考与研究，顺利完成了这篇毕业论文。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刘教授对我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悉心指导，在选题、写作思路和技巧、论文内容修改、格式调整等方面，刘教授都提供了宝贵的意见，体现出严谨负责的态度，这对于我如期完成论文有很大帮助，同时也积累下了终身受用的论文写作经验。其次，我要感谢同学们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大家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相互提醒，得以把握好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每一个时间节点和具体要求。最后，我要感谢我所在的单位，对于我三年的在职学习能够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并在我论文撰写期间提供必要的资源，释放出必要的研究时间。

但我也意识到，自身法学理论水平相对有限，对论文相关问题的研究可能不够深入、透彻，某些观点在逻辑上未必十分严密，希望各位老师谅解并提出宝贵意见。

法学论文范文6000字(篇七)

又是一年芳草绿，依旧十里杏花红。蓦然回首，不经意间自己已在吉林大学度过了十载春秋。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不禁要感慨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想当年那个初入校门的青涩毛头小伙已然进入了而立之年，真真是应了那句时间都去哪了。历经十年寒窗，在我行将结束自己的校园生涯之际，难免还是会有所留恋，既感怀那些曾经懵懂而迷茫的青葱岁月，也感怀自此各奔东西海角天涯的真挚友情。

大学好似一座围城，身在其中的人总想去探寻外面世界的精彩，可离开的人却会无限留恋欲求往返于宁静祥和之中。三年前或许我还没能了解读博对我人生的意义，但是不日前在我完成这篇论文放下笔的一刻，我似乎清楚了很多。我不敢说通过博士学习的三年自己对于法学的理解有多么深刻、对于法律知识的增长有多么广博，但我觉得通过这三年让我学会了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清楚了之后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以及明白了未来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为此，我由衷的要感谢这片滋养哺育我十年的沃土——我的母校，是吉林大学让我有机会成为了一个有道德、有理想、有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人；是法学院让我有能力成为了一个有一技之长可以独立生存的人。我还要由衷的感谢我的恩师——马新彦教授。我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只能说能够有幸成为马新彦教授的学生是我这辈子的福分。她不仅倾囊传授给我法学的知识教会了我如何做学问，而且以身作则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过生活。在我每天的成长中都饱含着恩师辛勤汗水的浇筑，本文中的闪光之处也都凝结着恩师的心血与付出。谁言寸草心，报得三寸辉，我只愿自己学成以后可以有机会报答这份恩情。

对于本文最终得以成稿，我还要感谢很多人。我要感谢我的同窗好友——邓冰宁博士。没有他学识渊博以及鼎力相助，或许写这篇后记的时间会是多年之后；我要感谢法学院的各位老师对我的授业解惑及尊尊教诲，没有你们的帮助不会有我今天的成材；我要感谢给与我支持的家人，是你们的无私奉献才让我无后顾之忧的投身于学业；我还要感谢所有在这一路上给予过我帮助的朋友，祝我们友谊长存。我深知这篇论文还有很多的不足，希望自己在未来的工作中可以继续学习不断探索，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以一个法律人的身份来回馈社会。

法学论文范文6000字(篇八)

从笔者多年担任学生论文写作指导工作及对学生、同事的走访、座谈情况来看，法学专业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现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在论文选题方面失当，即选题欠新意与选题或大或小;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方面，有的同学持应付心理,仅凭一两篇论文或一两本参考书就想完成论文的写作;有的同学收集了较丰富的参考资料,却不会整理利用，不懂取舍，造成材料堆砌、文不对题，甚至引用了错误的观点和理论;语言表达方面口语化现象严重，有的同学对概念界定不清，造成相关法律制度适用条件方面的混乱，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论文的质量。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传统的“灌输式”课堂教学模式限制了法学专业学生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因此，应当予以改革。

法学论文范文6000字(篇九)

本科毕业论文是系统全面检验高校本科生通过四年专业学习（某些进行试点改革和允许提前毕业的高校为三年）所获得之各种学习成果、思维能力、综合素质及独立从事科研调查水准高低的主要依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由单一专才型向宽口径复合通才型转变，兼之“依法治国”、“法律至上”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不但各高校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了数量庞大的法学毕业论文，许多非法学专业①的本科生也纷纷结合本专业实际，从个人兴趣、教师引导以及就业需要②等方面出发选择撰写同本专业相关的法学毕业论文。譬如诸多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生选择撰写国际经济法方面的毕业论文，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选择信息安全法类的毕业论文，哲学专业本科生选择法哲学、xxx理学类的毕业论文……凡此种种，举不胜举。平心而论，这可谓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它既反映了目前我国本科教育的宽口径培养模式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彰显，又折射出年轻一代法治理念质的飞跃。

不过有一点需着重指出的是，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毕竟与法学本科生有着较大差别。他们往往在四年本科学习中仅上过寥寥几门和本专业相关的法律实务课程（如新闻学专业开设的《新闻传媒法》等），个别兴趣浓厚的学生充其量也不过课余翻阅了部分法学书籍，负责指导他们毕业论文撰写的教师很多也仅为本专业而非法学课程教师。虽然在选题视野开拓度层面他们或许会宽于法学本科生，但在理论研究深度上，便着实难同法学本科生相提并论。③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根据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具体症结，一一对症下药，从而保证其能真正完成一份高水准的本科毕业论文。

一、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暴露的主要问题

此外，与选题不深入接踵而来的便是主题不突出的问题。

正如汤维建先生所言，论文选题决定了论文主题，它给论文主题划定了范围，［1］既然我们许多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存在着选题不深入的毛病，那主题自然也会不突出，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如某些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选择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由于选题不够深入，在主题上也变得模模糊糊，洋洋洒洒通篇论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起源、类型和特点，但究竟要探讨的是什么具体法律问题，到结尾都没有完全交待清楚。

法律素质缺乏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从逻辑上说，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要写出优秀的法学毕业论文应当结合自己专业特点从实用性出发。因为其法学理论功底大多不如法学本科生，若不结合自身专业实用特点而一味追求理论之深奥，那断难同后者相提并论。可吊诡的是，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这类毕业论文大多却偏偏丧失了实用性。归根结底，便在于他们法律素质缺乏，导致许多基本法律常识均无从理清并加以灵活运用。为防止文章内出现严重错误，写作过程中自然喜好坐而论道泛泛空谈。这么一来，对自身原有专业实际问题进行法律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推理等活动都难以开展，其实用性便丧失殆尽。

3.参考文献陈旧，引证说服力不强任何学术论文的研究，“从论题的提出、资料的整理、观点的确立以及结论的得出，其实都离不开我们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3］

故此，所有研究者在从事论文写作前均必须广泛查阅前人大量文献资料。但可惜的是，现今许多研究人员尤其是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些学术论文写作初学者，往往忽略了此问题。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又属一类跨学科交叉研究，他们对法学文献了解甚少，愈发暴露出参考文献陈旧、引证说服力不高的毛病来。

一方面，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自身法学理论功底欠缺，很难把握住国内外最新法学思潮及司法动态，那么在引用借鉴前人资料上便往往不知所措，导致了毕业论文中参考文献的陈旧。许多学生甚至根本无法分辨自己所参考的文献究竟乃紧贴时代具备学术争鸣性的前沿探讨，还是属已被学界普遍接受的通说理论，或者为早被淘汰之陈词滥调。到最后，文末草草列出几本或若干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陈旧过时的法学书籍和文章应付完事也就见怪不怪了。④另一方面，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还存在引证说服力不高的毛病。应该说，参考文献陈旧必然会带来引证说服力的低下，毕竟过时跟不上现代脉络的引证很难令人信服。但是，最根本原因仍需归咎于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学理论功底不高。引证是“理解他人的过程，是与他人对话的过程”，［4］若无相当的法学理论底蕴做铺垫，如何能理解他人并同他人对话？更如何能采用那些可信有力的引文作为自己论据和论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主要问题之根治由前述可知，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虽为一种可喜现象，但同时亦暴露出不少问题。显然，这些问题倘若不能尽快获得解决，对其长远发展必定非常不利。笔者认为，通过对主要问题一一对症下药，加以时日，我们还是完全有希望根治它们的。总的来说，我们不妨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

1.宏观层面：推行非法学本科法律文化学教育，以便强化法学理论，提高法律素质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所暴露出的一系列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归根到底还在于现阶段我们非法学本科专业的法学教育有很大不足。若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能有一定法学理论功底，具备相当法律素质，那这些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但我们知道，非法学本科专业受自身人才培养体系限制，是绝无可能像法学本科专业那般设置一整套严密完备的法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如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一般四年学习过程中只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宪法学》、《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四门与法学有关的必修课，不少高校电子商务本科专业更仅是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经济法与电子商务法》两门同法学相关的必修课程。［5］

盲目扩充法学课程所占份额只会既冲淡了非法学本科专业自身培养目标，又加重了学生负担，如此一来，唯一现实可行的路径便是在现有法学课程教学框架之内推行法律文化学教育。因为非法学专业的法学教育乃一类传授法学基础理论，提高学生法律素质，为培养合格的本专业人才服务的教育活动。［6］

而法律文化学教育就是为学生法学理论功底增强、法律素质的形成提供更加丰富多彩、深刻广泛的知识养分，帮助他们进行法律基础理论知识的积累，以致在外部影响力和改造力督迫下，完成由书本上的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向法律素养再到法律素质的内化。我们要在满足本专业培养目标前提下强化学生法学理论，提高他们法律素质，就必须借助现有非法学本科专业法学课程教学渗透法律文化学教育，以教与学互动的双向认知过程，令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得到扩展，法律价值观念加以重构，法律人格结构获得重组，塑造起系统地对周边世界之法律理解力。

具体而言，要推行这种法律文化学教育，以便强化学生法学理论，提高法律素质主要可通过运用法律文化比较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跨文化的法律应用能力来实现。如课堂教学中把抽象的法规、法条或法学理论放到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讲授，让学生能从不同的视角聚焦思考同一种法律现象，或者从同一视角去看待不同法律现象。虽然此等粗线条的勾勒方式不大可能使其获得类似法学本科生那样系统详尽的法学知识，但起码大体轮廓上的运用他们还是知晓了。那么毕业论文选题自然就会变得深入起来，主题也开始鲜明了。同样，文中便不再会缺乏法律素质，丧失实用性，在引证上亦会了解哪些参考文献是最新颖前沿的，最有说服力的。

2.微观层面：建立一套较完备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管理机制除了宏观层面推行法律文化学教育外，笔者认为，在微观层面建立一套较完备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管理机制也是非常重要之措施。毕竟对他们论文的具体规划和指导，还需依靠一系列现实管理机制来完成。况且，学生撰写跨学科的本科毕业论文正逐渐演变为各专业普遍存在现象，我们进行此类法学毕业论文写作管理机制的设置试点，很明显对其他专业及学科同类情况亦是颇有裨益的。具体来说，设置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管理机制可主要包容如下两方面：

第一，我们应当设立临时性跨院系的横向统一组织机构。

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属于跨学科交叉研究，即一种“边缘处思考”。（梁治平语）但此类“边缘处思考”在现行毕业论文管理机制下难免会造成诸多不便。因为高校各院系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照惯例都是由本专业进行管理，无论具体撰写时间分配、指导教师安排或者最终答辩均莫不如是。而跨学科交叉研究所耗费时间往往要高于纯粹本专业研究，仅单独使用非法学专业教师指导这些学生或参与他们的答辩也较难保证其毕业论文质量。所以为尽量减少在撰写过程中的不便之处，我们不妨于每年毕业论文写作时间段内设置一个临时性跨院系的横向统一组织机构。它既包括本院系，又涵盖法学院系（或负责法学教学和科研的人文社科系），由二者来横向统一具体规划整个毕业论文撰写过程（如统一设置妥当的论文撰写时间、合理确定指导教师供师生进行双向选择等）。那么不便就会大为减少，毕业论文质量也随之会得以提高。

第二，我们应对此类毕业论文采用本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管理模式。本专业教师虽然精通自己专业理论知识，但在这种跨学科的法学毕业论文写作上，由于牵涉更多法学理论，他们未必能给予学生最满意的指导。譬如哲学专业本科生打算撰写法哲学方面的毕业论文，一位仅精通中国或西方哲学的教师很可能无法对其所有法律问题做出圆满回答。而学生自己法学理论功底、法律素质又难令人称许，毕业论文暴露出的问题自一发不可收拾。“选择的指导教师须熟悉本专业的研究领域，只有行家里手，才能较容易为学生研究的选题找到突破口，才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才能为他们解决更多的难题。”［7］

所以，我们在这些毕业论文撰写上需采用本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管理模式，甚至其中法学专业教师还应起主导作用（毕竟它们仍是法学论文）。⑤如此一来，学生毕业论文中的选题问题、法律素质缺乏、参考文献陈旧等都能一一及时获得纠正，缺陷就自然少了许多。

注释

：①这里笔者出于叙述和研究方便，将非法学专业作最广义解释，即除了传统法律专业外包括授予法学学位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等一律统称为非法学专业，下文均同。②由于很多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通过招聘、报考公务员及对某些社会资源的利用也即将迈入或打算走上同法学相关的工作岗位，那么为对法学专业更加了解以满足就业需要自然亦成为选择撰写法学毕业论文的动机之一。③这种问题出现在研究生身上的概率就要小许多。非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终究进行过多年较深入的理论学习与研究，又能时常获得导师诸多方面启发和教诲，其复合型学术分析视野显然非普通本科生可同日而语。④当然，此等尴尬局面的存在还有着客观原因，如一些理工科高校图书馆法律类藏书较少且日趋陈旧，学生即便有心想接触相关法学前沿理论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罢了。⑤不过，由于现阶段我国高校大多采用指导毕业生论文数量和教师指导津贴挂钩的薪酬支付方式，一些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所在院系教师未必会乐意推行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模式降低他们的论文指导津贴收入，所以高校有关行政部门还需对该模式下的劳动报酬分配做出合理规划。

法学论文范文6000字(篇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府的简政放权，市场逐渐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依法进行科学的社会治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对法律的合理适用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司法的重要性决定了学习和研究法学的必要性，学习和研究法学是培养法律职业队伍的重要手段，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只有掌握扎实的法律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维护公民个人利益。法学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在本科的学习阶段，我在完成了机械专业的学习任务后，也学习了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我充分认识到法律在规范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我决定攻读法律硕士(非法学)的研究生。 学习计划安排

(1)在根据学校课程设置，合理安排每学期必修选修课程。

(2)阅读专业方面的书籍和文献，夯实研究生本学科基本理论知识。

(3)加强对英语的学习，特别是专业英语方面，参加英语等级考试

(4)因为本科是学理工，尽量主修民商法

(5)尽早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力求提前通过。

(6)课程学习环节注重研究生自主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7)按照学校及导师要求，认真完成学习任务，培养自己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8)通过导师指导制订论文研究计划，让自己尽早进入论文研究状态，并尽可能的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

(9)注重实践(如：去律师事务所学习)，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以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10)通过之前的学习和研究，在第三学年，确定论文选题，完成毕业设计及准备答辩。

法学论文范文6000字(篇十一)

法学院99级法学专业毕业论文情况总结

教务处：

法学院99级法学专业两个班93人已顺利毕业，现将有关毕业论文的情况汇报你处。

一、 法学院99级法学专业03届毕业班为两个班（1班49人，2班44人），共93人，全部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了论文，论文的规格、标准按照学校的要求执行。由于"非典"的原因，参加答辩的同学只有13人。参与论文指导的教师为23人，其中高级职称14人，中级职称9人，每位老师最多指导学生5人，最少1人，平均4人。

二、 学生论文的内容全部在法律学科的范围内，涉及到法理学、宪法、刑法、民法、经济法、商法、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婚姻法、税法以及国际法等内容，覆盖面较广。论文题目除极个别外没有相同的题目。通过老师的评阅，最终共有4位同学的论文获得优秀，83位同学的论文获得良，6位同学的论文获得中，1位同学的论文为及格，没有不及格的情况。

三、 存在的问题

1、 由于现在学生择业比较难，论文的写作时间正与找工作相冲突，因此，势必会影响学生安心写作论文。

2、 由于学生忙于找工作，特别是外地同学常不在学校，影响了老师按照规定对其论文写作过程的监督、指导。

…… …… 余下全文

法学论文范文6000字(篇十二)

一、集中实践教学环节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远程开放教育法学本科集中实践环节毕业论文的写作质量逐年下滑这一不争的事实，直接影响着国家开放大学的办学声誉与质量标准。这种困扰深深值得基层一线教学工作实践者去思考。以我校为例，存在问题的原因及现状如下。

（一）现状

3.少数指导教师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指导学生马虎潦草，也不主动与学生联系，放之任之。

4.少数辅导员重视不够，督促学生写作不力，不能积极主动配合指导教师督促学生完成论文的写作进度，而事实上，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必须有辅导员鼎力协助督促才能完成。

（二）原因

1.学生本科阶段各门课程学习的到课率不高，专业素养未能形成

2.学生专科为非法学专业，专升本后，法学专业基础课程的补修工作不能真正落到实处，实践中也无法落到实处（因学生本科的课程到课率都很低，补修的课程就更不能保证了），这样使得法学专业本科学生整体基础薄弱；再加之原专科阶段的学生来自各类院校各个专业，其写作基本功的培养有着很大的差距或欠缺，故造成论文写作的困难。

（三）问题

1.论文选题

（1）选题不当。不少学生选题角度缺乏学术性，即不是从立法、司法等角度写作论文。选题亦或流于管理学、社会学、工作总结等方面。

（2）选题陈旧。

（3）选题范围太大，雷同。

3.参考文献与论文注释分辨不清。运用极不准确，一些学生对专业资料辨识能力差，资料已过时、陈旧，仍作为参考文献列在论文中，还将没有阅读过的外文资料列在参考文献。

4.论文体裁。论文写作沦为工作总结，全文通俗白话，缺乏专业性。

5.抄袭情况。

（1）把别人论文改头换面，抄袭两至三篇文章，进行简单拼凑，结构稍作调整。

（2）照抄教科书内容。将教科书内容直接作为自己的论文内容及观点，论文全篇无自己的观点与思路。

6.论文答辩问题

（1）论文从表面看写作水平很高，但答辩时什么都答不出来。

（2）论文答辩不能按集中实践环节要求的程序进行，答辩走过场等。

（3）针对论文抄袭的同学，指导、答辩教师虽然给了补救修改的余地，但其不珍惜修改的机会，能糊则糊。以上存在的问题，使得法学专业集中实践环节已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功能，这实际上已沦为一种形式。因此，这已与国家开放大学教学标准设立、质量提升背道而驰，如何解决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电大从无到有，直至发展到今天国家开放大学的成立，无不是每位电大人的智慧结晶，因而解决这样的难题，得靠我们基层一线教师的思考与实践结累。故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

二、强化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写作实施的对策

笔者认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每位在集中实践环节中摸爬滚打的一线教师不懈的努力，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超强的细心加耐心，才能做好论文指导工作。由此，笔者对多年指导集中实践环节落实工作做了一些总结。

（一）做毕业论文的前期准备工作

1.指导学生认真选题首先，指导教师必须认真指导学生选题，讲明选题要领，要针对不同学生的专业素质、写作能力、写作兴趣、写作方向等，有的放矢。第二，要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切实可行的论题，并给以恰当的建议。因为学生毕竟初次写作，这就要求指导教师有充分的耐心给予切实可行的指导。第三，指导教师对自己指导的学生在职业、兴趣、平时到课、思考写作能力等方面要综合考量，特别注意发挥学生的业务专长。这对学生顺利完成论文的写作大有益处。

2.指导学生安排论文结构

（1）拟定提纲（目录），这是论文写作结构的第一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笔者结合多年远程开放教育学生论文指导的情况，特别是现阶段学生普遍专业写作功底较弱的情况下，拟定论文写作提纲，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安排好论文全文的逻辑结构，构建论文的基本框架，是杜绝论文抄袭的一个最有效的捷径。

3.指导学生分清参考文献与脚注的运用。这既可培养学生诚实、严谨的学风，也能培养学生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习惯，最终形成学生论文写作的优良素养。

（二）毕业论文写作时应遵循的原则作

为开放教育论文指导教师，学生在写作时，一定要向学生交待清楚论文写作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保证论文写作符合最基本的要求，即能让人看懂。进而要求论文写作下笔时想的清、说的明、说的透，最终达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这个基本原则就是：

1.理论客观，具有独创性。

2.论证严密，富有逻辑性。

3.体式明确，标注规范。

4.语言准确、表达简明。对于法学专业初学论文写作的学生，在标题的拟定方面一定要严格规范化，作为指导教师，不妨试水，做一做示范。笔者曾经试水，就此才能对学生提出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要明确，二要简练，三要新颖。标题和文章的内容、形式一样，应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做到既不标新立异，又不落窠臼，虽说不能引人入胜，但足可让学生对自己拟定的标题感兴趣，继而激起其往下写作的欲望。

（三）指导学生论文写作下笔策略

指导教师应把指导重点放在论文的“内容摘要”和“目录”两部分的指导上，反复强调写作目录和内容摘要的目的、方法、要点。以解学生论文写作无从下手、抄袭的困境。这样在正文部分的写作才能言之有物，自成一体。

（四）强调毕业论文的定稿要求

1.论文质量第一，是指内容上要严禁抄袭与拼凑。作为指导教师针对抄袭、拼凑的论文，一定要给学生指出来，让其意识到危害性。

2.论文的写作形式也不能马虎，指导教师要把好论文写作格式关，即格式上要符合定稿要求，这是学生最起码要做到的。

3.每次交稿时间节点需学生认真遵守，不能突破底线。

三、总结

总之，目前法学专业集中实践教学存在发展不均衡、集中实践教学设计本身存在缺陷等诸多问题,反思其原因主要是实践教学的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实践教学缺乏科学的、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制度支持不够等多方面。笔者认为现阶段正值国家开放大学兴起时，应尽快制订实践教学环节的相应教学标准，面对学生的不同学习阶段和特点,建立立体、多面的集中实践教学互动体系,借鉴国内外经验,开辟多种实践型课程,以建立相关制度给集中实践性教学环节教学落实以支撑。此外，严把毕业论文这一关，关键是要保证学生论文自己思、自己写，不弄虚作假。对于基层远程开放教育体系培养的法学本科生来说，不一定要提出新的观点或问题（能提出新的观点或问题更好），但必须要考察其论文内容是否真实、客观、专业。此外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法学专业集中实践教学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对学生、指导教师的合理评价机制，亦即建议规定凡在集中实践环节弄虚作假的学生不能申请毕业论文的写作，针对不合格的指导教师一律实行淘汰制，这样让学生、指导教师在每一实践环节严格的“重压”之下才能出质量。

法学论文范文6000字(篇十三)

时光匆匆，转眼间就到了毕业季，回首研究生学习和生活，思绪万千，感慨颇多。感谢我尊敬的导师张利民老师。张老师治学严谨，讲课幽默，和蔼可亲，潜移默化中使我受益匪浅。

论文的顺利完成，得益于张老师的悉心指导和殷切教诲，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张老师倾注了大量心血，从选题、开题报告写作、开题答辩到初稿形成等各个环节，老师都抽出宝贵时间答疑解惑，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指导我最终完成论文。对此，向张老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在读研期间，我有幸聆听了周永坤、史浩明、魏玉娃等多位老师的授课，他们特色的教学风格和渊博的法学知识，使我的法学理论素养进一步提高，感谢各位老师对学生的无私奉献。同时也祝法学院明天更辉煌，祝老师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你们在我写毕业论文期间，对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感谢同事对我学业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励。我爱你们。最后还有感谢在百忙中审稿和参加论文答辩的专家们，感谢你们对本文不足之处的指正，这样我才能知道问题所在，及时改正并有所进步。

心中各种感激，我无以回报，只有今后更努力的学习和工作，才能报答每一个关心和支持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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