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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高端制造、科研创新等方面弱于新加坡，但正视问题，积极应对，香港可以赶超

文 | 陈汐 刘建中 国华文

“新港之争”系列文章分上下两篇：6月5日刊发的《金融中心，香港输给新加坡了吗》是上篇，本文是下篇。上篇的主要结论是，在金融方面，中国香港（下称香港）比新加坡存在明显优势，新加坡在十年内难以超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金融业可以为其他行业提供给养，所以香港应该继续加强金融优势。

“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金融。金融行业的确很赚钱。但是，实力的较量，不能只看金融。

“新港”在金融之外的较量呢？

相比新加坡，香港面积更大，人口更多。香港陆地面积约1114平方公里，新加坡陆地面积733平方公里。2021年香港人口740万，新加坡人口545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香港劳动力于2018年达到峰值401.5万人，之后逐年下降，2021为386.6万人。新加坡劳动力于2019年达到峰值353.9万人，2021年降为344.2万人。

从1990年开始，新加坡的GDP增速几乎每年都高于香港。人均GDP方面，2004年以前“新港”互有胜负，2004年之后新加坡一直高于香港。2021年新加坡人均GDP 72766美元，失业率2.4%。香港人均GDP 49629美元（港元兑美元汇率取值为7.8：1，下文相同），失业率4.0%。

2021年，新加坡的人均GDP比香港高了约47%。

有观点认为，香港不仅已经输给了新加坡，未来还会输给深圳等城市。这是因为香港经济不平衡，存在明显的软肋。比如，香港的制造业非常弱小，理工教育逐年退步，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航运中心地位下滑等等。

这些观点确实有相当道理，香港该如何应对？

20世纪80年代后期，香港低端制造业由于成本压力，开始向珠三角地区转移。以金融服务为代表的服务业开始快速发展。因为制造业升级费时费力费钱，所以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1980-1990年，除个别年份，制造业增加值在香港GDP中的比重都在20%以上。从1990年开始，香港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快速下降。这表明低附加值制造业转移后，由于缺乏必要的引导和辅助，香港制造业未能实现升级。

2021年香港制造业雇员人数约7.9万，占总就业人口的2.2%。相比之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高峰时期，制造业雇员曾接近100万人，占比约30%。

制造业虚弱会导致经济更容易受到周期性萧条的伤害。亚洲金融危机让当时的董建华明白了制造业仍是基础。没有制造业，经济不稳定。而且其他行业的发展以及整体社会的发展都会受到限制。因此，香港特区政府在1998年的《施政报告》中强调香港要推行高科技行业。

可惜的是，1998年的努力并没有扭转制造业颓势。此后制造业占比不断下降。香港本土高端制造企业屈指可数。

在香港政府的规划中，香港科技园和数码港肩负着香港制造业升级的任务。但是香港科技园已经成立20年，仅仅培育出货拉拉、思谋科技、商汤科技（0020.HK）等为数不多的知名公司。数码港中虽然有不少科技企业，但在接近20年的时间里面，没有培养出几家知名公司。

反观新加坡，制造业一直在不断升级。

最近四十年，新加坡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几乎一直在20%以上，而且其中大部分为高端制造业。传统制造业，比如纺织服装目前产值不到20年前的1%，而电子、计算机行业的产值比20年前增长6倍以上，药品、生物制品行业增长30倍以上。

1959年李光耀上台时，新加坡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经济结构单一畸形、制造业基础异常薄弱。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新加坡的制造业一步步升级，从手工工场到中低端制造，然后到高附加值产业，再到研发和设计中心。

1961年，新加坡政府划定6480公顷的裕廊工业区，决心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到20世纪80年代，经过近20年的发展，新加坡打下一个比较坚实的工业基础，并且通过出口贸易完成了资本积累。

1980年，全球油价暴跌。靠石油重工起家的新加坡，旧有模式难以为继。裕廊工业管理局重组经济结构，加大资本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促使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

政府促进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是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技术。到80年代末，以增加值来衡量，计算机和相关电子产品已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工业。电子、石化、精密制造等高附加值企业扎堆出现。

从90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大力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半导体产业和生命科学产业是其中的两个重点，新加坡开始向知识型产业迈进。

目前，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在全球排名第六。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的统计数据，新加坡拥有300家半导体企业，其中包括40余家芯片设计企业。新加坡制造了全球大约70%的半导体引线焊接机、60%的微阵列、35%的热循环仪和质谱仪，占据了20%的半导体设备。

2020年，全球10大收益最高的药物中有4种在新加坡生产。新加坡已经拥有超过300家本土医药科技公司。

基于高端制造，新加坡正在打造世界研究中心，吸引世界级研发总部，吸引世界级人才，激发新加坡自身的创新能力。

高端制造业，不仅仅是赚钱的问题。它还会促进高等教育、激发科技创新、增强经济与社会的稳定性。对于香港，高端制造业不可或缺。

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教育。李光耀把教育当作龙头事业，他认为新加坡自然资源匮乏，只有人力资源无穷无尽。建国初期，尽管国内经济凋敝，李光耀仍然对教育事业大力投资。新加坡后续领导人继承了这个传统。新加坡常年的教育投入，为新加坡转型进入知识密集型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

从总体看，香港的教育并不比新加坡弱。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2021年香港6-11岁人口就学比例100%，12-17岁人口就学比例98.5%。香港和新加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也非常相近。

但最近10多年，香港的理工类高等教育被新加坡赶超。如果从全球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做的世界大学排名看，这个趋势还不是特别明显。2004年，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分别排名39和42；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分别排名18和50。2022年，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分别排名22和34；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分别排名11和12。

但是，一位香港知名大学的理工科教授对《财经》记者说：“香港和新加坡的高校一般不接受自己的毕业生进入学校当教授，而只接受比自己强一个档次的院校毕业生。20年前，香港高校毕业生可以去新加坡的大学当教授；而现在，情况已经反过来。新加坡高校毕业生可以来香港高校当教授了。”

为何10多年有如此大的变化？这位教授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香港缺乏高端制造业。90年代，学生大学毕业后如果不做科研，可以为香港企业服务，慢慢成为管理者。而现在这些职位已经非常稀少。理工科大学毕业生薪资折合人民币12500元/月，和商店销售人员基本相同，而且未来薪酬提升空间也有限。最优秀的学生都去学习金融、法律、医科。即使有些优秀学生选择了理工科，也难以全心投入。”

理工科的高等知识有相当的难度，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需要足够的动力和决心。对于大部分人，收入是最直接的动力。没有高端制造业高薪承接高校毕业生，直接导致毕业生质量降低；而毕业生质量降低，直接影响高校的学术水平。即使学校重金请来最好的教授，但缺乏氛围和激励，人才梯队难以形成。可以说，强健的高端制造业是理工教育发展的强大基础。

新加坡的情况与香港非常不同。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位电子系毕业生对《财经》记者说：“毕业后找一份折合人民币3万元/月的工作并不难。”

在教学中，新加坡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际应用的紧密结合。此电子系毕业生对《财经》记者说：“大学四年，学校安排了两次长达数月的实践机会。第一次是在大二，我参与设计一个激励老年人运动的装置，真实感受到学以致用的快乐。第二次我参与了光伏系统测试与反馈。学校拿来当时最顶级的各种光伏设备，让学生做测试，然后直接给顶级厂商反馈问题。”

香港高端制造业羸弱，影响了人才培养，特别是理工科人才的培养。

如果上不上大学收入相差无几，很多年轻人会放弃高等教育。即使接受高等教育，也难以全身心投入。高端制造业可以为理工毕业生提供体面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了学习理工知识的吸引力。而人才与知识正是未来高端制造业竞争的核心。香港应该重视此问题，早日实现高端制造与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

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密不可分。高端制造为科技创新提供平台和动力，而科技创新是高端制造的灵魂。

高端制造业有非常强的研发需求，也愿意对研发投入资源，这使得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活动蓬勃发展。同时，研究成果也能更快实现成果转化，产生效益，促进下一轮的科研活动。从研发投入上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新加坡在2017年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是2.2%，而香港仅有0.8%，新加坡是香港的近3倍。

香港的科技创新远远落后于新加坡。在2021年彭博创新指数(Bloomberg Innovation Index)排名中，新加坡排在第2位，香港位于第38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新加坡排名第8位，香港排名第14位。

2022年4月29日，目前已经成为香港候任行政长官的李家超提出政策纲领，其中强调，“无创科，无未来”，香港要发展成创科中心。

2022年5月，香港行政会议通过特区政府架构重组方案，一大亮点就是将“创新及科技局”改名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这一举动体现新一届特区政府以新经济、新工业推动香港发展的管治思维。商界代表希望新一届特区政府可以制定长远工业政策，以创科推动工业，重振“香港制造”名气。

其实香港早已意识到高端制造业与科技创新不可缺失。香港特区政府于2015年11月组建成立了“创新及科技局”，并喊出了香港“再工业化”的目标。“再工业化”瞄准的就是高端制造业。

《2017年施政报告》在各分项主题中，“创新与科技”占了最大篇幅。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刻不容缓，我将亲自领导一个高层次、跨部门的《创新及科技督导委员会》......要在创科路上急起直追，政府会循八大方面加强创科发展。”

此八大方面如下：

第一，增加研发资源；

第二，汇聚科技人才；

第三，提供创投资金；

第四，提供科研基建；

第五，检视现行法例及法规，扫除窒碍创科发展而不合时宜的条文；

第六，开放政府数据；

第七，政府带头改变采购方法，研究加入创新及科技为相关要求，不单以价低者得为考虑，藉此鼓励本地科技创新；

第八，是科普教育。

林郑月娥在《2018年施政报告》又提出“加速再工业化”。但是几年过去，香港的高端制造业与科技创新仍然没有明显起色。一方面有疫情等客观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是施政方针本身存在些许问题。

一位曾在香港高校从事科学创新的人员对《财经》记者说：“香港的政策支持往往针对产品的研发阶段，而对市场推广考虑不足。产品出来了，往往缺乏市场。哪怕性能比外国品牌更好，价格更低。但采购部门出于谨慎保守，还是会选择国外品牌。”

扶植高端制造与科技创新，虽然困难，但不得不做。

香港现在面临的环境和20年前大为不同。那时大家在同一起跑线，只要给土地、给资金、给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环境，高端制造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自然生长。

可惜，当时给予高端制造的扶植不够。那时香港的金融业、房地产业蓬勃发展，抢夺了高端制造发展的土地、资金、人才。这也是一种“资源的诅咒”：当有容易的钱可以赚，那些长期非常重要，但短期辛苦的行业就难以发展。

当时的科创基地数码港总投资158亿港元，基建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但遗憾的是，数码港并没有引来大量先进的科技企业进驻，内部也没有孵化出几家知名科技企业。数码港却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旅游去处。

目前，在芯片、精密工程、生物医药、精细化工、科学仪器等方面，强敌林立。在当前的激烈竞争中，只是给土地、给资源是不够的。当大家都是树苗的时候，只需要给足养分，被照顾的树苗就会在竞争中胜出。但现在别的树已经遮天蔽日，只给养分小树苗也难以成才。

目前，香港必须精细选择赛道，依靠国家规划和投资。据一位香港科创人员透露，中央将在香港大力发展航天产业，比如卫星应用行业。卫星行业技术要求高，产业链长，撬动效应明显。此行业未来市场广阔，并且中国在此行业的积累不弱。

高端制造繁荣之后，毕业生可以拿到高薪，人才涌现，创科火热，产业进一步发展，良性循环。

虽然很多人批评香港的创新落后了，但香港只是相对落后。香港科研创新的基础还在。而且香港有自己的优势，比如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崇尚小团队，自由灵活，但不如大团队有力量。中国内地的大团队，人多力大，但容易产生学术垄断、学术僵化。香港则介于两者中间，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跨国公司开拓亚太市场时，常常在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比如地区总部或者地区办事处。这些跨国公司会带来资金、技术、人才，带动当地就业，提高经济活力。2019年跨国公司在港机构雇佣了28万人，占香港劳动力的7%。

大型、知名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置地区总部，还有助提高香港的国际声誉，继而吸引更多海外投资和跨国企业。

但是2020年和2021年，有一些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或办事处搬离了香港。例如，美国服饰与鞋类巨头威富集团（VF Corporation）。该企业是多个知名服饰品牌的母公司，已在香港开设办事处长达25年，在此雇用约900名员工。

表1来自香港投资推广署及政府统计处共同进行的《2021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公司按年统计调查》。其显示跨国公司在香港的地区总部和地区办公室从2019年开始停滞不前，甚至略有下降。2021年比2019年，总部和办事处分别下降了5.5%和0.3%。

悲观者认为以上情况表明香港国际化属性消退，吸引力下降。这些言论言过其实。根据上述调查，仅3%的公司计划把部分或全部在香港的业务迁离香港。

虽然只有3%，香港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目前，香港在这方面已经大幅落后于新加坡。根据表1，2021年香港拥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457家，地区办事处2483家，两者之和为3940家。根据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下称罗兰贝格）的数据，2021年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的此类分支机构约为7000家。

从整体看，跨国公司更愿意选择新加坡，新加坡数量是香港的1.75倍。

《财经》统计显示，在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前300的公司中，除去亚洲企业，有100家在亚太地区设立了区域总部。其中46家选择了新加坡，29家选择了香港。所以，大型跨国公司也倾向于把分支设立于新加坡，新加坡的数量是香港的1.6倍。

而且，在香港设置亚太总部的跨国公司具有鲜明的行业属性。在香港的29家中，有18家是金融类公司，占比62%。这些公司看重的是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如果扣除金融类公司，这些大公司选择新加坡的数量是香港的3.5倍。

香港为何会大幅输给新加坡？跨国公司看重什么？

罗兰贝格合伙人杜乐康（Laurent Doucet）对《财经》记者说：“吸引企业进入新加坡或香港的主要原因有四点：

第一、互联互通，即货物、资金、信息和人员的国际流动便利；

第二、商业促进，即安全稳定的商业环境；

第三、低进入壁垒和外国公司可预测的法律环境；

第四、简单而低的企业税率(香港16.5%，新加坡17%)。”

除了以上四点，还有一点关键因素：是否存在扶持地区总部发展的政策。

香港的总部经济几乎是自然形成的，但新加坡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地，不仅是市场自然发展的结果，同时更有政府大力推动的因素。在总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新加坡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地区总部发展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特准国际贸易商计划（AITS）、商业总部计划（BHQ）、营业总部地位（OHS）、“跨国营业总部”奖励、国际总部计划（IHQ）和区域总部计划（RHQ）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大大推动了新加坡总部经济的发展。

这些计划强化了新加坡的优势。比如，看起来香港企业税率为16.5%比新加坡的17%更低。但新加坡推出的区域/国际总部计划（RHQ/IHQ）规定，“将区域总部（Regional Head Quarter）或国际总部（International Head Quarter）设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可适用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区域总部为15%，期限为3－5年；国际总部为10%或更低，期限为5－20年。”

在2017-2021年的香港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中，并没有单独的章节讨论如何加强香港亚太总部中心地位。

但香港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出台针对性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入住，增强国际化属性。

2021年的货船搁浅事件，让我们认识到苏伊士运河对世界经济的重要作用。但马六甲海峡货物进出量，是苏伊士运河的3倍，巴拿马运河的5倍。每年约有10万船只通过马六甲海峡，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货物进出第一海峡。

整个马六甲海峡长度超过1000公里，新加坡占据了最咽喉的位置。此处的海峡宽度仅有37千米，新加坡扼守了整个马六甲海峡，位置得天独厚。

香港与新加坡都是自由港，也是世界公认的国际航运中心。两地发达的港口和贸易构建了强大的航运产业生态系统，如船舶加油、船舶经纪、船舶融资、海事保险、以及海事法律和仲裁等。

港口货物吞吐量是衡量港口能力的重要指标。根据表2，2021年新加坡达到5.99亿吨，同比增长1.4%。而香港近3年港口货物吞吐量一直呈下滑态势，2021年为2.14亿吨，同比下跌14.1%。

从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来看，新加坡港2021年的集装箱吞吐量创历史新高，达3750万个标准箱（TEU），而香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则持续4年下滑，2021年为1780万个标准箱（TEU）。

自2005年香港失去全球最繁忙集装箱港口的宝座以来，其国际排名便持续下滑。根据法国知名海事咨询机构Alphaliner的集装箱港口排名，2021年上海排名第1，新加坡排名第2，香港跌至第10。

《领先海事城市（LMC）》报告，旨在评估海事城市的综合吸引力和竞争力。它采用了五个指标：航运、海事金融与法律、海事技术、港口与物流。在2022年评估中，新加坡蝉联第1，而香港排名第6。同时，根据全球280位受邀企业高管（绝大多数是船东和经理人）的预测，未来五年新加坡将仍然位居第1。

香港港口的竞争力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原因主要来自其自身发展的局限和外部冲击，包括码头处理费过高、港口发展用地不足、人才不足、新科技进展缓慢、内地港口的正面竞争。

新加坡不仅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而且通过政策、技术革新把天然优势和竞争能力发挥到极致。

政策方面，新加坡政府在促进其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下称“海事港务局”）作为专责港口管理的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

数字化转型方面，新加坡海事港务局已开展或正计划多项数码化举措，方便船舶与港口之间在海上运输链过程中数据互联互通，提升港口效率。

除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浪潮外，航运绿色脱碳转型也成为了各航运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新加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传统燃油加注中心，对于航运替代能源的开发使用也走在前列。对于液化天然气（LNG）燃料，2021年新加坡已经完成了总计5万吨加注。

而香港港口目前并没有提供液化天然气加注服务，仍处于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当随着世界船队逐渐转向使用液化天然气，这也可能会进一步削弱香港航运的竞争力。

相比香港的自由竞争模式，新加坡政府的积极干预有利于整体规划和要素聚集。近年来，新加坡海事港务局进行了减税、鼓励船舶注册、数码化建设、绿化海事运动、海事人才培养等计划。这些措施使新加坡不仅在港口吞吐量上完胜香港，而且在船舶金融、交易、信息、仲裁等高端海事业方面超过香港。由于新加坡有更完善的产业链以及更优惠的税收政策，部分航运公司和货运代理离开香港前往新加坡。

目前，针对提升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问题，香港政府也表现得更加积极，明确提出了多项举措。例如，2020年政府已修订税务法例，为船舶租赁和海上保险业务提供税收优惠，并且正在积极研究税制改革方案，以吸引船东公司、管理公司、和经纪公司。香港政府在《2021年施政报告》中，宣布发展智慧及绿色港口等新措施；探讨在香港提供液化天然气给远洋船使用的具体方法，以吸引更多使用液化天然气的远洋船停泊香港进行补给。

相比新加坡，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十四五规划纲要》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这为香港航运业发展带来新机遇。香港应加强与大湾区港口合作，达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香港完全可以利用内地港口目前还难以企及的软实力，在船舶管理及租赁、船舶融资、海事保险、海事法律及争议解决等高端领域吸引更多的业务。

如今货物流量不再是海运业发展的单一关键因素。比如，伦敦的货物流量在世界港口排名在50名之外，但依靠高端海运服务，伦敦仍然保持了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香港也要努力成为“亚洲的伦敦”。

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发展，最后都要归结于人的发展，而幸福感是其中的重点。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公布的2021年度《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新加坡排名32，香港排名77。

香港的不幸福，主要来源于生活成本高。一位在新加坡从事电子行业的高级人才对《财经》记者说：“也有不少公司挖我去香港工作，但香港成本太高了。房子价格是新加坡两倍多。子女教育也是个问题。”当被问到涨薪多少才愿意去香港工作时，他说：“至少涨薪50%吧。”

生活幸福感有利于吸引人才。新加坡一半以上的高学历工作者来自移民。香港应该借鉴此点。

在香港每年的《施政报告》中，“改善民生”都是仅次于“发展经济”的重头，但目前政策效果还不是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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