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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所描绘的，书里书外充斥着纸醉金迷和家族显赫，这也正是明清以来，豪门大族的真实写照。但恰如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高门望族，总摆脱不掉“富不过三代”的诅咒。这一俗语本是古代儒家推崇的准则，正所谓”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最后，如果是“富贵传家”，便是“不过三代“的定局。

所以，自古即今，随着”富不过三代“这句俗语的逐渐流传，也越来越被拿来讥讽纨绔子弟败坏祖业家产，最后甚至成了经受检验的历史定律和颠簸不破的至理名言。哪怕是煊赫一时的历代皇朝，其后继之君都无法摆脱”一蟹不如一蟹“的怪圈。但是，历史真相果真是这样简单的吗？”富不过三代“的俗语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呢？

01祖宗的遗训：宗法社会

作为植根于小农生产的文明，传统中国社会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渐发展，终于在上古的商周之际得以确定最基本的社会运行逻辑：宗法制。简而言之，就是自西周开始得以正式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和分封制。即，家族的嫡长子可以合情合理的继承祖业，而其他兄弟旁系则都可以分一杯羹。当然，天子和诸侯掌握着大量可以世袭的土地、人口和生产资料，所以十分需要宗法制度来维护家族的利益，而普通百姓能把家产牢牢留给后代就心满意足了。

为了保证家族世系的代代传承，也为了维持后代对祖宗的祭祀不绝，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在默默坚持着由嫡长子主持的“宗法制“。所以，古代的嫡长子在其家族中有着说一不二的权威，而家族的财产和基业也就由嫡长子顺便接手了。但，问题也就来了。嫡长子如果可以全盘继承，当然是最有利于保持祖业的，也就最有利于保证后代有足够的财力、物力来祭祀祖宗。但那是上古遗留的习俗。

众所周知，商代曾有盘庚迁殷的历史。其实，从商汤立国开始，商朝的国都就一直在不停地搬迁和移动。对此，后世根据考古遗迹推测，正是由于上古社会的生产力较为低下，通常无法持续供养大量的定居人口，特别是居住在国都中的贵族，他们不事生产，却消耗着最多的粮食，所以商人才选择了不停迁徙，以此保证土地的肥力和社会的稳定。故而，直到西周建立，为了尽可能保持一定的劳动力，百姓一般都聚族而居，以此积攒尽可能多的粮食和抵御各种风险和危害。一旦家族扩展，人口增加，可以稳定整个家族、避免纷争和内讧的嫡长子继承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随着铁器的逐渐普及和铸造技术的不断提高，到西周中后期，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巨大的提高，普通小农已经可以赡养自家，众多子嗣均可自力更生，嫡长子的身份优势也就显得无足轻重。这一社会现实，逐渐催生出了“诸子均分“的分家习俗。也就是不论嫡出还是庶出，父母长辈亡故后，所有的儿子都可以均分家产。这样一来，再庞大的家产也禁不住一次又一次的分割继承，子孙的良莠不齐，更是难保祖业可以世袭罔替。

早从变法的秦朝正式开始，“诸子均分“的分家制度就开始打破了家族中嫡长子对家产继承的垄断，使得嫡长子只剩下宗法制赋予的伦常身份，也就是“大家长”，但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全部家产的支配权。这一做法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为了富国强兵和加强王权，对劳动人口的管控势必越来越严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激发积极性并推进社会生产。于是，对家庭财产的分割继承就显得十分必要。

“百代尤行秦政法”，这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随着历朝历代对小农的不断扶持和对分家习俗的肯定，到唐宋之际已经十分成熟，”诸应分田宅及财物，兄弟均分“的国家法令已经明确了分家制的地位。再加上古代中国的多子传统，子孙代代繁衍，与此相反的是，土地上的产出却增量有限，根本无法满足诸子均分的现实需求。随着一辈又一辈的均分，哪怕是王子皇孙，其后代也会迅速降落成不名一文的底层贫民，而“富不过三代”也就成了无法撼动的铁律。

与广大地主不同，读书人和商人有着不一样的优势。虽然地主通过兼并土地和豢养家奴可以迅速成为豪门望族，但如果子孙众多，那么土地和家产都会被瓜分殆尽。继承下单薄土地的地主儿子，由于养尊处优和生产资料不足，很容易滑落成贫农，甚至连继承的几亩薄田都要典当掉。所以，单纯耕种土地实在是不保险，也是不划算的。为了获得额外的保障，地主们开始动脑子了。

随着唐宋以来科举制的发展，使得身有功名的读书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最突出的好处便是可以减免徭役和苛捐杂税，甚至可以荫蔽子女和家人。这样一来，通过仕途不仅可以获得功名利禄，更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家产的继承和传流。但毕竟是吃朝廷俸禄的，如果想达到腰缠万贯的地步，是不能不挖朝廷墙角的，更有甚者，势必剥削百姓。所以，读书人若是可以和日进斗金的商人结合，岂不是既能在官场呼风唤雨，又能稳定地增值财富？

作为绅士和商人合体的典范，明清以来的晋商可谓是一枝独秀。山西商人依靠替朝廷转运粮草，从而获得了极大的利润和便捷。在获得财富之后，晋商也并未与其他一般地主和商人一样兼并土地，反而是积极谋求宗族子弟读书入仕，以求商界和官场都能获得倚靠。

事实证明，晋商通过这一谋略得到了极大的实惠，多代兴旺发达的晋商乔家便是代表，不但使得祖业和家产代代继承，更是使得家族子弟成功获得了经商和入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如此，所谓的“富不过三代”，既有阶层上下浮动的自然变迁，也有为积极聚拢资产而灵活多变的社会手段，但真正要实现合法合理的财富继承，还需要体制得到不断的完善。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苏灿

参考资料：满永谦，《中西继承制的比较研究——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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