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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神宗为他御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并准其配享英宗庙庭。宋徽宗时追封魏郡王。

经济上，韩琦尝试实行均田，把废弃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嘉祐四年（1059年），“中书门下言，天下赋税轻重不等，乞行均定。”于是“复遗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林之纯，屯田员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诸路均田。”

这次大规模的均田活动，为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的实施积累了经验，在均田中，韩琦“选宫分诣诸路”，为“均民之赋而惟力之纾”起了重大作用。此外，韩琦还非常注重体察人民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经他奏请，朝廷设置了“天下广惠仓”（用于社会救济的粮仓）。

韩琦还请求雇人耕种诸路无主的“户绝田”（宋代的一种官田），收取相应的粮食存储，以接济居住城郭的老幼贫疾者。

嘉祐四年（1059年），韩琦又奏请革除“监牧”之弊，将各路坊监以及各军的牧地，除了用来放牧的土地外，其余“蓁田”允许农户租佃。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仅河北一路就逐田于民3350余顷，每年给国家课斛斗117802石、绢13251匹、革161230束，取得了较大成绩。

韩琦到扬州后，了解到地方官吏以军需匮乏为由，“于民常税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载税籍”，认为这是坑害百姓的“无名之使用，请为蠲之。”

庆历五年（1045年）朝廷下令“罢义仓”，将义仓“所有斛斗若便拨入官仓支遣”，义仓的粮食，是从广大百姓那里额外征集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救助受灾百姓。

如今若将义仓的粮食无偿拨入官仓，显然是对百姓的侵夺行为。韩琦认为这样做，将会失信于民，引起百姓不满。他上奏朝廷，陈述利害，建议将义仓的粮食“拨与常平仓”或“赈济贫民”，以实现义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韩琦改革役法，罢除“里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负责官物的押运和供应，途中若有丢失，须以家产赔偿。这样，承役者往往破产。衙前名目繁多，由里正充役的称“里正衙前”，由乡户轮户的称“乡户前”，韩琦在并州，了解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单丁”，造成“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的局面。

从庆历五年（1045年）到嘉祐元年（1056年），韩琦在地方任职十一年，深受当地百姓拥护。皇祐五年（1053年），当韩琦离定州去并州时，“定人争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韩琦无奈，只身绕道而走，定人得知后，奔相拥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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