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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该如何对待刑满释放人员？

对判刑之人，社会各阶层各单位应根据其情节严重程度区别对待，不能一棍子打死。情节较轻的一般会判缓刑，对这类判了缓刑而又刑满的人员，社会还是应该以更加宽容的态度予以接纳，尤其是政府及政法机关，如果能出台相关法律政策来积极接纳他们，对社会的稳定必然是有积极和暗示作用。比如实行缓刑人员考察制度，考察合格者，让其能重新回到原单位上班等等政策。

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定会感恩戴德，回报社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缓刑人员的数量占犯罪总量的比例还不小，政府和法律专业人士如果能多做些这样的有益工作，必然可以挽救相当一部分缓刑人员，避免他们再次犯罪，会让这个社会更加的和谐！我们这个社会不应该有戾气和报复的气息，而应该是充满希望和友善的社会氛围。 出现一起恶性暴力事件，我们不能简单的看表面现象，更不能草率的就将其归为反社会人格，其背后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她)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犯罪的深渊？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尽早研究他们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

无数案件都是再次犯罪，说明什么问题呢？是不是公检法司把人判了，关了，社会就太平了？矛盾就解决了？很显然没有！如何给这类人群找到出路和未来，还是需要我们职能部门来做。早做比迟做好，对积极化解社会矛盾，作用不可小觑！普通百姓自然会感受到来自政法机关的友善态度，如此就善莫大焉。 对缓刑人员适合重新上班的条件需要政府部门来推动相关工作，如何弥补法律的刚性不足，需要全社会深思！。

古代女人犯了通奸罪，是怎样惩罚她们的？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要明白古代女性的地位是怎样的？在中国古代，女性无权主宰自己的婚姻，且备受男性的约束进而沦为男性的附属品。中国古代社会道德认为：女性必须恪守社会规范，以更好体现男性的尊贵。古代女性在婚姻中往往不能自主。她们的婚姻可以是媒妁之言，可以是父母之命，可以是礼聘制，但都具有强制性，她们只能服从。

婚姻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古代“三纲” 的观点：“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 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董仲舒则认为 “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天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也”，“三纲”从此成为处理男女关系的最高典范，女性的足迹被囿于家庭之内。女性在家庭中的主要任务就是料理家务、相夫教子，甚至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只能被动地从属、依附于男性。

而古代又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有后，男性就会孜孜不倦的娶妾。女性婚后的艰难处境。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这是古代男子休妻的七条规定，作为妻子，如违反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以按照这种规定将妻子逐出家门。“三不去”是对随意离婚的一种限制措施：“尝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贱娶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 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

”就是说：与丈夫共同为公婆服丧三年的，不能休；曾与夫同甘共苦的，不能休；妻子无家可归没有依靠的，不能休。“三不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女性，但女性在婚姻中仍处于绝对的被动状态和随意被践踏的地位。其次，古代对女性的贞节有苛刻的要求。贞节观要求女性在婚前、婚后以及丈夫死后都 要“守贞”，就是说婚前要保持“童贞”，婚后要保持 “妇贞”，丈夫死后不再改嫁要保持“从一之贞”。

但对于男人就不一样了，对男子而言，妻子死了可以续弦，妻子病了可以休妻，妻子在时还可以纳妾，如果妻子有怨言， 就是犯了“妒”罪，可以休妻。贞节观严重禁锢着古代女性，使得女性在婚姻中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所以，古代女性在不犯法的情况下都过的都像“奴隶”，如果犯了通奸罪，后果是很严重的。各个朝代对于通奸罪的处罚力度不太一样，但都不会很轻。

元朝之后则是实行杖刑，也就是打屁股，别小看这个打屁股，可以参考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事件”，很多人挨不了几下就被打死了，何况还是女性。由于通奸罪比较特殊，可谓是人神共愤，通奸罪是被允许执行“私刑”的，也就是旁人可以实施刑罚。由于法律对“私刑”的支持，所以就出现了一些残忍的“私刑”。比如：幽闭：用木棍不断重击女人腹部，直至“羞秘骨”坠落，堵塞牝户，使其失去交合能力。

浸猪笼：这是古代处理通奸偷情最普遍的私刑，有诅咒偷情的男女猪狗不如、死后再也不能转世为人等恶毒之意。 将犯罪的女子关入猪笼之中，放到江河中淹浸，如果轻罪者，让其头部露出水面，淹浸一段时间即可；如果是重罪者，直接淹浸至死。骑木驴： 就是在木驴背上竖有一根大拇指粗的尖木桩，然后将女犯下体对准木驴背部的木桩，尖木桩就会刺入下体，随着木驴的走动，尖木桩会一伸一缩，许多受木驴之刑的女犯也往往惨死在木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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