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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富

(稿件来源: 中国法院网) 唐太宗时，魏征以直谏敢言著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其实，当时还有一位大臣比魏征还敢于犯言直谏，即使是唐太宗钦定的案件，他如果认为不合法理，也要据理力争，并最终得以改正。唐太宗对他的这种“拗劲”极为欣赏，不断提拔重用他，曾官至宰相。他就是戴胄。

反驳宰相，维护法律公平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生性坚贞忠直，有才干，熟知律法，通晓文案。他早年在隋朝为官，曾效力于军阀王世充，因多次进谏，被王世充贬为郑州长史。归唐后为秦王府士曹参军。唐太宗继位后，戴胄被拜为兵部郎中，封武昌县男。贞观元年（627年），大理少卿出缺。唐太宗向大臣们说道：“大理寺关乎人命，戴胄清廉正直，正是合适人选。”于是任命戴胄为大理少卿。就在这一年，唐太宗遇到一件棘手的案件。

有一天，唐太宗召吏部尚书长孙无忌进宫议事，由于时间紧迫，长孙无忌进宫时一时疏忽，忘了解下腰间的佩刀便直入东上阁。当时值守宫门的校尉也未发觉，等到长孙无忌与太宗议事完毕，告退返回至宫门口时，值守校尉这才发现长孙无忌竟然是带刀参见皇上的，这是犯皇家大忌的，按律当斩。校尉知道事情重大，主动向上级作了汇报。

此情报到唐太宗那里，究竟如何处理？太宗也左右为难。长孙无忌是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为开国元勋，位居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而且还是太宗的大舅子，属皇亲国戚。于是，唐太宗询问尚书右仆射（宰相）封德彝如何处置。封德彝为朝中重臣，才思敏捷，深藏不露，善于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封德彝确实是老谋深算，一边察言观色，一边在心中盘算：长孙无忌身居要职，深得皇上信任，如果按律处死，皇上肯定不高兴。但是如果不处罚，又无法向文武大臣交代。至于那个校尉，乃无名小卒，死不足惜，干脆让他当个“替罪羊”。他沉思良久，揣摩好后，非常谨慎地说：“值守校尉粗心大意，是为失职，按律当处以死刑；而长孙无忌身为开国元勋，为人表率，一时疏忽，带刀觐见，并非有意而为，应处以二年徒刑，罚铜二十斤。”

唐太宗听了非常满意，说道：“此议甚好，就按封爱卿的裁断办。”可是话音未落，一个洪亮的声音如炸雷般在大殿中响起：“皇上，臣认为如此处理不妥！”唐太宗一看，正是新提拔的大理寺少卿戴胄，他可是掌管刑法的官员，不能不让他说话，于是眉头一皱，反问道：“你有何高见？”戴胄据法反驳道：“校尉粗心没有发现，长孙大人同样疏忽带刀入内，两人犯了同样的过失，按照大唐法律皆为死罪，皇上不是常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怎么能如此厚此薄彼呢？”唐太宗也感觉有道理，让他继续陈述下去。戴胄不偏不倚地说道：“陛下如果考虑长孙大人的盖世之功，又是皇亲国戚，以罚代刑，掩人耳目。而独处死校尉，法律的公平何在？公理何在？功劳、亲情绝不是大理寺的量刑依据，如果掺杂私心杂念，天下人会寒心的。”

唐太宗听了戴胄的一番充满义正的辩驳，感到其一身正气，凛然不可侵犯，不得不说：“长孙无忌尽管有功于朝廷，又是我的亲戚，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全天下的法律，朕也不能徇私枉法，此案再议。”

案子被重新审理，封德彝已经揣摩透了唐太宗的心理，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处死长孙无忌，所以仍然坚持原判。报到太宗那里，唐太宗果然心领神会，准备批准封德彝的判处。戴胄见状，心里明白皇上要保护长孙无忌，要坚持按律判处死刑已不可能，但是如果将校尉处死，法律的公平将丧失殆尽。于是，他决定退一步，但是要力争校尉也被从轻发落。想到此，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据理力争：“陛下，校尉是因为长孙大人而犯罪，如果从轻，就要一碗水端平，而不能让校尉独死。否则，将无公平可言，无法向天下人交代，也将会毁了皇上的英名，请陛下三思。”唐太宗也知道戴胄和校尉非亲非故，只是出于公心，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为了国家社稷才冒死进谏，这种铁面无私、一心为公的官员太少了，不禁对戴胄产生敬佩之情，于是作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免除校尉的死刑。涉案二人都得到从轻发落，可谓皆大欢喜，此案得到公正解决。

顶撞皇帝，捍卫法律公正

唐太宗继位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他有雄才大略，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他深知人才是关键。于是他出台政策，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招贤纳士。一时间，多年被埋没、怀才不遇的士子们看到了希望，纷纷来到京城。当然，前来的人员也是鱼龙混杂，有的人投机取巧，在个人履历上造假。那个时候，各种档案又不齐全，吏部也无法一一甄别官员档案的真伪。吏部将有关情况上报到唐太宗处，唐太宗看后，非常气愤，立即让人起草诏令，要求伪造假档案的求官士子们，自诏令发布之日起前来自首，说明情况，朝廷便既往不咎。如果继续隐瞒，一旦被查出来或被他人告发，一经核实，将判处死刑。

诏令发布不久，就有人举报徐州司户（主管民事的官员）柳雄，因为伪造在隋朝的做官经历，蒙蔽朝廷才得到现在的官职。朝廷接到举报后，交大理寺查处。大理寺经过周密调查，人证物证确凿，确认柳雄伪造官阶罪名属实，按照皇帝诏令，大理寺卿将柳雄判处死罪。但是，作为大理寺副职的戴胄却持反对意见，他的理由是：按照大唐法律，柳雄不至死罪，应判流放，不能因为皇帝的诏令而废了大唐法律。于是将案子改判后呈报皇上。唐太宗看后，大发雷霆，不顾一切，下令要执行死刑。戴胄不唯权、不唯上，只维护法律的尊严，坚持大理寺的原判。

唐太宗异常气愤，将戴胄召进宫，责问：“朕刚刚发布诏令，不自首者处死。你却判为流放，这不是让朕失信于天下吗？你难道受了柳雄的贿赂要卖狱吗？”面对一连串的责问，戴胄毫无惧色，坚持原则，他回答：“臣为朝廷捍卫法律的尊严，不敢有半点私心，更不敢收取贿赂。陛下如果当即下令处死他,臣下自然无法干预。既然交给大理寺走司法程序,为臣就不敢违背法律，就要按照大唐律法来判决。柳雄伪造官阶，罪不至死，应该判处流放。”唐太宗见戴胄竟敢当面顶撞自己，更是怒不可遏，指着他的鼻子质问道：“你只顾自己遵守法律,却让朕失信于天下？你将置朕于何处？我这个做天子的还有什么颜面？还有什么权威？”戴胄毫不退让，反驳道：“法律是国家为布信天下人而定的,言语是凭一时喜怒说出来的。陛下凭借一时忿怒而杀人,其实心里也知道这样不妥,故而交给臣下依法论处,这叫作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屈从个人情绪而违背法律的信用,臣为陛下感到惋惜。”戴胄一番入情入理的辩解，让唐太宗听了恍然大悟，欣然采纳戴胄的意见,并对他说:“我在法律上有所失误,你能予以纠正,朕有何忧也！”于是柳雄最后被流放。

得宠不骄，保持廉洁奉公

原先，朝廷每逢水旱灾害，全靠正仓拨粮赈灾，但正仓存粮有限，无法解决问题，以致在大灾之年，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贞观二年（628年），戴胄上表唐太宗，建议效仿隋朝，设立义仓，让官员、百姓缴纳粮食，以备饥荒。唐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唐太宗又让他与魏征一同担任谏议大夫,检点朝政得失。

戴胄正直无私,遇事总是秉公而断,依法处理，哪怕是上级决定过的事，甚至是皇帝表态同意的，他都要依据法律规定，陈述自己的意见，绝不看上级的脸色行事，也不违心地一味迎合皇上的心理而丧失原则，有时候还脸红脖子粗地与皇上争论不休。而唐太宗也绝非王世充之流，而是从善如流的明君,不仅没有厌烦、迁怒于他,反而从内心深处欣赏他，所以不断将他提拔重用。贞观三年（629年），戴胄升任民部尚书,兼任检校太子左庶子。杜如晦病逝后,唐太宗遂让戴胄代理吏部尚书,仍旧担任民部尚书、太子左庶子、谏议大夫。贞观四年（630年）,戴胄不再代理吏部尚书,以民部尚书之职参与朝政,成为宰相级大臣。

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打算重修洛阳宫。戴胄进谏道：“关中、河西都在增置军队，此前又在修复九成宫，丁壮劳力被役使殆尽，现在还能剩下多少呢？如今战乱平息不久，民间人口短缺，一人服役，全家废于农事。一家尽力劳作，也难以维持生计。我担心这会引起百姓的怨恨。”唐太宗大为赞许，对侍臣说道：“戴胄与我并无骨肉之亲，他能忠直体国，知无不言。我进封他的官爵，就是要酬报他的一片赤诚之心。”

由于戴胄赤胆忠心，勤政廉洁，其官职得以不断升迁。官职高了，地位变了，但是他恃宠不骄，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一如既往地严守法度，从不以权谋私,刚正不阿，清贫廉洁。戴胄尽管贵为宰相，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简朴的生活。贞观七年（633年），戴胄因病去世，家里竟然摆不下灵堂，无法祭奠。皇上闻之，不禁为之动容。为了褒扬他的廉洁奉公，唐太宗下令，罢朝三日，沉痛悼念这位好官员。还专门下诏官府特地为他建造一座家庙, 追赠尚书右仆射，追封道国公，谥号忠，并命当朝著名书法家、文学家、诗人、政治家虞世南为他撰写了碑文。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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