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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俾斯麦的后代被俘后参加了反纳粹。

在中国，有数百万中国伪军援助日本侵略者。战后统计，共产党军队消灭伪军118万，国民党军队投降伪军146万，只有746名日本人向中国抗日军民投降。比例接近3540: 1。

苏联有一百多万伪军在和德军作战。反观德国，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德军只有一批德军战俘，总数不到一万人。1943年，在苏联的意志和安排下，他们组建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合会两个反战组织，承担了宣传放弃对德战争、瓦解己方军队士气和斗志的任务，目的是帮助苏联取得胜利，使德国人民早日摆脱纳粹统治。

1943年2月，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格勒目睹了被冻死、战死、血战后病死的德国青年的尸体。木乃伊的许多衣服和鞋子已经被拿走了。赫鲁晓夫说：“我不能再去那里了。战斗结束后，一些幸存的德国战俘在苏联的倡议下成立了反纳粹的“德国军官联合会”。

我过去也试过找这么特别的老兵，但一直没成功。但我后来在图书馆找到了一段短暂而有价值的记忆。它的作者不仅作为战俘参加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曾孙，名叫海因里希。海因里希出生于192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德国陆军的战斗机飞行员。他在回忆中写道：

1942年8月30日，我的战斗机在斯大林格勒南部被高射炮火击伤，被迫降落在俄国机场，于是我成了苏联战俘。1943年1月底，外面突然传来消息，包围斯大林格勒的第6军9万人已经向苏军投降，24名德军将领全部沦为阶下囚。战俘营里一个和我很熟的俄罗斯军官问我：“你现在能说什么？”我回答：“只有在这里看到这些人，我才会相信。我认为30万德军是不可能向苏联投降的。”俄国军官笑着说：“看，你还是个法西斯。」

后来我得了重病。有一天，我发烧醒来，医官来了，对我说：“你去看看，被俘的将军来了。”他扶我到窗前，轻轻地刮掉玻璃上的霜。透过窗户，我看到一群德国将军穿着红裤子和皮大衣，昂首阔步地走在战俘营的路上.我开始支持并加入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开始反对纳粹。从那时起，我们被视为德国的叛徒。

我们对德国人民这样说：如果希特勒只能被盟军推翻，那就意味着帝国的终结和民族的肢解。除了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让任何人为此负责。现在我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只有一个，那就是用自己的力量消灭希特勒。

在过去的两次中，作为一名战地宣传员，我在1943年秋天去了乌克兰，在1944年底，当我离开莫斯科和白俄罗斯第2集团军一起去德国时，我的任务是向前线的德军喊话宣传.在游行中，我目睹了苏联军队在德国东普鲁士的可怕暴行。俄国人让我告诉我在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的兄弟们，这些罪行是穿着苏联制服的德国人犯下的。我当然不能做这种事。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海因里希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他选择了捍卫正义，但他做不到。一方面，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被当时的德国舆论视为叛徒组织。面对狂热偏执的民众，一小群决心与纳粹决裂的前德军士兵彻底失去了对祖国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他们的认识改造是作为战俘完成的，这使他们根本无法拥有独立的人格和主见。他们只能随着苏联军队逼近柏林而歌唱，同时，面对苏联对德国平民犯下的罪行，他们不得不守口如瓶。作为德国民族英雄俾斯麦的曾孙，海因里希的处境无疑是尴尬的。

比海因里希更惨的是塞德里茨将军，他是德国第6集团军的参谋长。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成了苏联军队的俘虏。1943年9月，在苏联军队的控制下，他成立了反战的德国军官联盟和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不久，纳粹法庭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他被判处死刑。1955年，死刑犯塞德里茨带着苏联释放的最后一批德国战俘回到家乡菲尔德登。

它是二战老兵聚集在菲尔德登追忆往事的主要场所，战后前党卫军成员最大的集会也在这里举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曾经“粉碎者”的领袖，他的困境可想而知。他的女儿记得，虽然战争已经持续了10年，但父亲在家乡仍然没有朋友，包括以前的熟人和同事，都拒绝和他交往。人们仍然像战时一样把他的父亲视为叛徒。后来，他被迫远离家乡，举家迁往北方的不来梅，在那里他死于抑郁症。

由此不难想象，躲在苏军战壕里的德军战俘用宣传让自己的部队放弃战争，实际上起到了多大的瓦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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