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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根廷采访时，记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区租了一套公寓。一天，一位小伙子接我去外省调研，在车上，他严肃地说：“你住的地方不是阿根廷。”这话把我搞蒙了：“不是阿根廷，是哪里？”他说：“这里只是阿根廷有钱人的聚集地，并不代表真正的阿根廷，阿根廷有1/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住地街角有家酒行，老板向住在这里的富人出售进口啤酒。阿根廷比索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下跌了52%，比索暴跌意味着批发价格飙升，已经失去了客户的经理告知，他不愿大幅提价。他说，“这里的每个人都在挣扎”。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使比索在2018年贬值超过1/3，成为世界上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2019年8月，比索曾一天暴跌20%，金融形势再次剧烈波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20年，阿根廷经济衰退11.8%。阿根廷正在与一场新的经济危机作斗争。这是阿根廷近些年第几次的经济衰退？第五次？还是第六次？

外出采访，汽车行驶在布宜市政道路，闻名遐迩的一座座建筑掠过窗外，十九世纪意大利建筑风格的总统府、1908年开业的歌剧院TeatroColón和1915年竣工的Retiro火车站……这些典型的文艺复兴式的庞然大物都在告诉你一件事情：阿根廷曾经有过的辉煌。曾几何时，阿根廷曾排名世界十大富国之列，仅次于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但领先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它的人均收入是16个富裕国家平均水平的92%。19世纪末“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的说法，每个阿根廷人仍然耳熟能详。

而近些年阿根廷为什么每况愈下？每隔几年或至少每十年都会陷入经济“崩溃的边缘”？一些专家为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国家创造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一时成为“时髦”的概念。果真如此吗？“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什么陷阱？纵观拉美国家其实与所有非洲国家一样，实质问题是工业化不足，国家没有工业体系，无法自我循环升级社会生产，国家发展到了农业或者非体系低级工业社会极限，而无法继续成长。一句话，将阿根廷置于窘地的非收入也，而是阿根廷失去了曾经辉煌的工业体系，其背后是人们极不愿意提及的制度选择。

人均收入只是经济增长的果，而经济增长的因是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西方将“设计好的”所谓“民主制度”出口到拉美很多国家，由下层“选举”的任期制政府，没人能逃脱为了获得选票的既定程序，不得不迎合选民们“高福利”的要求。从大的方面说，选民们不会让政府用数十年的计划和付出完成工业体系的建立，工业体系的建立不仅需要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有大魄力，还必须将国家的动员能力发挥到极致。只有稳定的政府才能有这样的能力，拉美国家两者都没有。所以，正是众多拉美国家选举制度的藩篱造成了政策上的“钟摆”效应，并深刻地影响了阿根廷经济增长与收入，导致长期徘徊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

政权轮替非政党的胜利，而是选民们的胜利

2019年10月，阿根廷又换总统了。马克里（Mauricio Macri，2015-2019年在任）走了，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来了。有人说，这是中间偏左的庇隆派托多斯阵线（全民阵线）联盟击败了中间偏右的共同促进变革联盟的胜利。在记者看来，输赢与党派无关，而是选民们的胜利。

2015年基什内尔家族结束了在阿根廷长达12年的执政（Néstor Kirchner，2003-2007年；Cristina Fernández，2007-2015年），近些年来很少有人会再提及基什内尔家族执政12年间最大的贡献：他们让阿根廷摆脱了2001-2002年的严重经济危机，阿根廷GDP增长率从2002年（-10.9%）到全球经济危机前的2007年，五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8.76%，实现了阿根廷自1980年以来时间最长的高增长期。就是在克里斯蒂娜下台的2015年，阿根廷经济增长率也达到2.7%；

2015年当马克里上台时，人们描述马克里接受克里斯蒂娜政治遗产频率最高的前三个词汇是：“干预主义政策”（政府之手）、“经济停滞”和“限制外币买卖”。马克里信誓旦旦承诺：启动一系列经济改革，以扭转其前任的干预主义政策，并誓言使该国陷入停滞的经济再次发展，以促进就业增长。

马克里任期内做的事情用一句话就能够概括：努力使经济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他的政府解除了货币管制；减免了农业出口税（后来又改变为加税）；并减少电、水、暖气补贴，马克里（Macri）希望通过减少政府支出来对抗通货膨胀。是的，他甚至将政府各机构削减了一半以上。

2019年3月份，马克里政府的经济财政部副国务秘书曾骄傲地对记者说，2015年马克里当选总统时，他的施政目标计划之一是“用4-5年的时间消除财政赤字以减少通货膨胀”。马克里上台伊始阿根廷财政赤字水平是6.3%（国际通常认为3%为警戒线）。就在他卸任移交政权时，马克里几乎就要完成这项计划：2019年，阿根廷几乎实现财政零赤字。

马克里政府减少财政赤字的努力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正向回馈——降低通货膨胀率，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不降反升。2015年马克里刚刚执政的时候，阿通胀率为26%，这对阿根廷来讲并不算很高，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阿根廷通胀率近20000％。而2018年与2019年10月，阿根廷通胀率分别上升到47.8%与51.40%。阿根廷这个被通胀折磨的国家，基准利率达到惊人的63%，融资成本之高世界少见。

马克里努力了。面对货币贬值，马克里必须要稳定币值减少通货膨胀：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借款570亿美元。迄今为止，IMF已对阿根廷共提供了441亿美元。有人会问：阿根廷真的需要向IMF借570亿美元吗？因为人们都还记得对IMF的嘲讽的老笑话，首字母缩写词的双关语 “It's Mostly Fiscal”，秘笈就是财政紧缩。问题出在阿根廷的浮动汇率问题上。马克里使用的第一笔IMF的钱用在稳定币值上——约140亿美元，有人评论说他浪费了第一笔借款。但是，阿根廷的商品价格形成与汇率波动密切相关，当价格上涨时，汇率变动也与之相关。此外，阿政府将关键价格与美元挂钩，包括电力、天然气、燃料和运输，甚至意味着基本食品（小麦、玉米、牛肉、奶制品）直接与美元价格挂钩。

接近马克里的部长们认为，马克里在任期间一个重要的成就，是让阿根廷恢复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机会：他解决了与阿根廷违约债券持有者长达15年的争端（“秃鹫”基金的历史遗留问题）。虽然阿根廷历史上一直是IMF的经常借款国，以前的方案都遇到了困难。2001年，阿根廷在IMF一项规模庞大的计划中违约，导致IMF大幅修订了贷款政策。2018年鉴于马克里表明致力于改善阿美关系，美国政府大力支持IMF对阿根廷的援助计划。

对这项庞大的救助计划，有截然相反的评论：阿根廷几乎以同样的速度拖欠了比原来高一倍的政府债务。2021年3月1日，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总统在国会演讲时谴责这次借贷时说：IMF向绝对违约的阿根廷提供了 550亿美元的贷款。所欠的金额，按照我们之前的政府的约定，必须在四年内支付。今年要偿还的债务为38.26亿美元。到2022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180.92亿美元，次年金额达191.86亿美元。现在我们知道，美洲开发银行行长说，他在代表特朗普政府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的日子里，推动发放这样一笔贷款，是以利于当时马克里总统寻求连任。

马克里非常不走运，或者说是使用宏观调控工具组合与时机的偏差，就在他的赤字、通胀、债务和货币政策的混合改革之中，经济状况在有可能即将变得好转之前却变得更糟：经济陷入停滞、通货膨胀率上升和货币疲软（比索），除此之外是贫困率增加、失业危机一股脑地袭来：2018年阿经济增长率为-2.51%，而2017年为2.67%的正增长。随着经济衰退的到来，阿根廷的财务状况2018-2019年间恶化，企业关闭，大约25万个工作岗位蒸发。阿根廷2018年人均收入12365美元，是世界银行界定的中高收入组国家。但是，根据阿根廷国家统计署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约有158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阿根廷总人口数为4469万人（2018年），这个数据意味着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数的35.4%，相比较2017年的25.7%，2018年贫困率上升了9.7%，也是2001年以来官方记录的最高水平。

马克里需要的是摆脱困境的时间，如果再给他一点时间可能会不一样，但是他没有时间，因为大选来临了。就业人数下降，贫困率急剧上升，货币贬值等经济问题，使马克里支持率持续下跌，阿根廷的经济困境严重影响了马克里的声望。他输掉了大选。

马克里的改革方案，伤害了低收入家庭，或者说是伤害了大多数选民。为了减少政府支出所采取的一系列紧缩措施，例如，货币大幅度贬值，部分取消能源补贴的计划以及基本食品征收更高的销售税。政府补贴的减少意味着每个家庭每月电费从700比索上升到4000比索（142美元）；提高食品消费税提高了经济脆弱家庭的食品价格。

他也伤害了农民。阿根廷是农产品大国，是世界第五大小麦生产国和出口国。2020年农产品创下375亿美元的出口外汇收入。马克里刚刚执政的时候，宣布的第一项经济改革是削减对农产品出口征收的高额税收，完全取消小麦、玉米和高粱的出口税。此前，小麦和玉米出口税分别为23%和20%，而大豆的出口税从35%降至30%。农民们闻风而动，承诺来年种植业将增产30%。高额的农业税收曾经是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Cristina Fernandez）得罪农民的死穴，她从2008年开始征收高额税收，目的是为政府的社会福利（和选民）政策提供更多资源。包括中国中粮也在阿根廷投资农业。

但是2018年马克里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必须加强财政紧缩程度达到平衡预算的目标，他下令重新向农民征收谷物出口税，将大豆、油和豆粕的出口税提高到 30%，而玉米和小麦的出口税提高到 12%。阿根廷农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量的54%，但却占外汇总值的一半以上。马克里的理由是，这些出口商获得了美元收入，并从比索的贬值中受益。谷物出口税是一项紧急措施，一旦经济稳定就将取消。但是农民并不认可马克里农业种植“出口者应该做出更多贡献”的说法，一些农场主放弃种植大豆而改种玉米和小麦，自此引发了另外一场信任危机。

前阿中央银行行长费德里科·施图辛格（Federico Sturzenegger）对马克里的评价是“经济上的失败”。费尔南德斯的财政部长马丁·古斯曼（Martín Guzmán)形容马克里的一系列改革是“野蛮的调整”。或者也许马克里政府找错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途径——是浮动汇率政策，放松管制和关键价格的美元化，而不是财政赤字。

难道马克里的改革真的一无是处吗？也许还真不是。首先，要不要减少财政赤字？虽然对财政赤字在不同弥补方式下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但是马克里尝试通过紧缩财政来减少通货膨胀，或者得到570亿美元的授信，有错吗？其次，比索要不要支撑？还是看着比索一路向下狂奔？投资者的信心怎么办？如果出现外资潮涌般地撤离，或者大量抛售资产，阿根廷将面临更大的危机。其实马克里最大错误在我们看来，一方面他努力使经济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但是，西方民主选举国家的选民是没有耐心的，选票只投给自己的钱包，选民们也不会给他更多的时间。

真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吗？

自从2006年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并进行定义后，拉丁美洲无疑是躺着中枪最多的地区，甚至连拉美自己也认为“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是拉丁美洲的政策重点”。被定义的“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特征是一个国家无法进行向创新和知识密集型生产结构转变的过程，高度的不平等导致低收入家庭缺乏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按固定价格（2011年）计算，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12000美元之间。

以拉美ABC三个大国为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阿根廷人均GDP一直遥遥领先智利和巴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到1970年阿根廷人均GDP达到1322美元时（现价美元），智利和巴西分别只有932美元和445美元。经过40年到2010-2011年，拉美ABC三大国携手跨入高收入组国家，智利、阿根廷和巴西三个国家人均GDP分别达到12808美元、12848美元和13245美元。此后七年间，阿根廷的人均GDP起起伏伏，2017年最高时达到14592美元。但是只过了一年，人均GDP降到11683美元，从高收入组返回中高收入组，降幅达八个百分点。巴西也上演了相同的剧情，从2011年的13245美元最高点下滑到2014年的12112美元，此后的四年中一路下滑，到2018年降到8920美元，且降幅尚未触底。

原本以为拉丁美洲最发达的经济体和最稳定的民主国家智利，可以稳坐高收入组国家的行列，但是2019年10月，因为圣地亚哥3毛钱的地铁涨价，造成120万人的街头抗议和骚乱。智利的骚乱令人惊讶，长时间被经济稳定增长掩盖的不平等，以及政府治理的“效能”与“品质”赞誉，竟毁于一张圣地亚哥的地铁票。骚乱突显拉丁美洲国家未能克服其因该地区顽固的高度不平等程度而造成的不稳定和挫折感，接下来呢？已经有专家给投资者建议，这仅是“坏消息的开始”，经济活动的同比下降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从未见过的”，尚不能预测经济下滑对人均收入产生多大的影响。

这些抗议活动是暂时的社会动荡，还是拉美陷入民主选举困境的迹象？很少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从1970年代后期，在拉丁美洲20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由“独裁者”统治，包括军人政府。在20世纪后期，就像一堆翻滚的多米诺骨牌，威权政府被代之以民选政府，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古巴除外）都复制了美国的民主模式。到1980年代末，民主选举席卷了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尼加拉瓜、巴拉圭和秘鲁，最终是巴拿马、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到1999年，只有两个国家抵制民主选举的诱惑：一个是卡斯特罗的古巴，另一个是墨西哥。墨西哥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由一个政党执掌。2000年，随着革命独立党被推翻，墨西哥成为拉丁美洲最具代表性的民主国家之一，每六年有一次选举。

根据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2019年全球民主状况》报告，目前世界共有62%的国家定期举行选举，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86%被定义为所谓的民主国家，民主选举是拉丁美洲政治的主要框架。根据《经济学人》智库所公布“衡量民主”的60个指标，其中14个与民主选举直接相关。身处西式民主选举的拉美国家究竟有多少人喜欢它呢？就平均水平而言只有57%。从巴拿马的26.1%到秘鲁的28%，再从牙买加的32.2%到阿根廷的35.5%，而巴西与智利对民主选举的满意度也只有41.2%和41.7%。这是美国国际开发署《2018-2019年美洲晴雨表》（Americas Barometer）的调查结论，他们在34个拉美国家访谈了31万人，其结果与2016/17年度对民主选举的支持率明显下降。

不过，拉丁美洲人对军队的信任程度在提高，到2019年这一比例为55%，注意，军队不是民选机构，以往西方人会把威权军事政权的铁拳统治看作是民主体制的敌人，而现在，拉丁美洲人对军队和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信任差距正在扩大。在厄瓜多尔与智利平息动乱时，我们再次看到，莫雷诺总统与皮涅拉总统在危机时刻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时，他们旁边站的是穿着迷彩服的将军们。

起初，拉丁美洲的民主选举制度带来过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中产阶级的增加提升了拉美人均收入的增长。问题出在拉美的经济问题上，经济因素推动选民们支持民粹主义，甚至包括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也开始对“民主”变得失望，除了收入不平等现象，还有促进增长和就业以及减少腐败。《2019年全球民主状况》报告的主要发现是，拉美对民主的支持已大大减少：越来越多迹象表明民主在倒退且前景黯淡，“遭受民主侵蚀”与“民主倒退”最严重的地区是拉丁美洲，也是“民主脆弱”的地区。

为何拉丁美洲对民主选举失去信心？是什么掩藏在拉丁美洲民主选举的表面之下？流行的说法是“华盛顿共识”。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概述的10个要点，总结了1980年债务危机后华盛顿机构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建议。30年来美国向拉丁美洲很多国家提供了以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其他形式的结构调整为条件的贷款，最近提供的国家是阿根廷、厄瓜多尔等。“华盛顿共识”在拉美的30年记录是令人沮丧的，许多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其财政改革计划走得有点远，不仅削减了公共支出，还削减了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基本支出。

这种看法过于武断。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只是不同的执政者或者党派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巨大差异，或者称“政策舞蹈”。以阿根廷最近两次政权更迭为例，克里斯蒂娜担任总统的最后几年中，实行的是包括诸如资本管制，减少外汇储备，以及宽松的货币资金来弥补公共赤字等宏观经济政策。但是，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阿根廷经济依赖出口且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被掩盖的经济结构老问题再一次暴露。2015年底马克里政府上台后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改弦易辙，实施与前任完全不同的货币与财政双紧缩政策，他希望随着新的投资者信心逐渐增强并引领经济复苏，使经济增长回升，结果2016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率为-2.08%，2017年出现2.67%的正增长，但是2018年呈现-2.48%，他输掉了连任大选。

纵观阿根廷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2018年的增长率波动，其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曲线波动幅度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随机选取另外几个拉美国家情况大致相同，都是V字型的大起大落，少有较平滑的增长曲线。一般来讲，增长波动幅度的大小与经济运行的稳定程度成反比。根据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经济增长率标准方差/复合增长率的公式计算，阿根廷从1961-2018年的复合增长率（平均增长率）为2.31%，经济增长率标准方差为4.46%，其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为193.37%。而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只有35.73%，也就是说，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率波动系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41倍。通常来说，经济波动系数小于25%属于宏观稳定；25%-75%属于不稳定，75%以上属于大起大落。

经济周期波动是一个复杂现象，通常小经济体经济波动系数高于大经济体。经济波动的震荡反映了由于外在因素或随机事件引起的扰动，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原因，经济周期研究综合了宏观经济中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以解释变动因素，包括货币、财政和政府几个因素都在起作用，当然技术变量也在其中。

在考察是什么因素引起阿根廷经济波动时，其背后的推动力不是技术变革，而这一曲线恰恰与政府选举基本吻合，不同党派执政后南辕北辙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的“政策舞蹈”是最大的影响因子。

比如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娜的“货币与财政双宽松”政策与马克里的“货币与财政双紧缩”政策。2019年12月，曾被新自由主义精英所鄙视的克里斯蒂娜回来了，这次她以副总统身份在费尔南德斯的领导团队。阿根廷参议院批准了总统费尔南德斯的紧急经济计划，该计划包括向富人增税和为最贫困者减税，以及对外币交易征收30%的税等。并且，费尔南德斯政府宣布重组私人债券持有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阿根廷的债务总额为3320亿美元。财政政策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抓手，而货币政策（基本上控制利率）成为抵制衰退或经济过热的首选政策工具，本届政府会不会从结束前任总统马克里任期的经济危机中找到出路还是未知，但肯定的是阿根廷将会出现下一轮的经济波动。

阿根廷每四年一次的“换届旋转门”，将再次开启逆转性的“政策舞蹈”。200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美国的两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对真实周期理论所作的贡献，基于30年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根源在于供给。”然而，获奖者显然存在拉美盲区——经济波动与政府选举周期存在“时间的一致性”。

剧烈的经济震荡会给一个国家和人们带来什么影响，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损失到底有多大。专家们通过搭建模型形成的共识是，经济衰退或缓慢复苏损害GDP增长的长期后果——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同时延迟恢复经济健康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减少产出，从而减少税收。同时还计算了经济周期波动的福利损失，包括消费波动的福利损失和劳动时间波动的福利，其福利成本损失远非微不足道，经济周期波动成本处于1.97%-4.47%之间。总体上来说，消除波动性带来的福利损失，可能超过从额外的一个百分点的增长中获得的福利收益。显然，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的福利损失远高于发达国家，给穷人造成的损失也远高于富人。

“选票政治”给“熨平”波动周期“雪上加霜”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繁荣与萧条存在着周期性规律，不同理论构建的经济周期有长有短，驱动因素也不尽相同。其中有代表性的四种周期，包括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库兹涅茨周期理论。周期中的“巨无霸”是康波周期，它描述了一个50-60年的长周期，以及周期的4个阶段：繁荣、衰竭、萧条、回升。经济周期本身是一件有内在矛盾的事情，任何国家都逃不开国家兴衰周期与经济周期，所以才有避免或减轻经济衰退去追求的目标，而“熨平”周期的波动是所有执政者的治理理念。但正如物理学家牛顿所说：“我能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性的疯狂”。为什么经济的运行规律甚至比天体运行规律还要复杂？因为，是人制定了经济政策。

经济周期不是季节更替，也不是日出日落，而是一个社会现象。既然是社会现象，每个人就都是参与者。四年或者六年的一次大选，拉美选民们投票给自己的支持者，而左右党派被选举者有着不同且坚定的治理理念，或者是政治理念。当然，在连续执政与兑现诺言方面，被选举者遇到追求连任与追求国家长期治理目标的时候，常常是追求连任与迎合选民的砝码重于追求国家长期治理的目标。

这也包括拉美左翼政党，他们基本上就“民主观”达成共识，认同建立以选举和宪法为基础的民主体制。左翼在政治话语和政策建议中强调人民参与，但是大多数选民是短视心理，“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而西方民主体制下，政治家要想连续执政，就要迎合选民，形成选民与政治家的互动链条。马克里的经济政策虽然或者可能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但是却令大多数选民厌恶，他们就用投票“惩罚”了马克里。

为什么主流社会坚持一种社会制度，禀持一种治理理念的国家可以做到基本“抚平”经济周期，而拉丁美洲不能？这是因为整个拉丁美洲长时间分为两大阵营，即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左派阵营和新自由主义的右派阵营，在拉美总人口6.4亿（约有3.5亿选民）中，两极化特征非常明显。

据说在阿根廷有这样一个笑话：造物主把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搭配起来，分给世界上不同的地区，造物主看到拉美有丰富的资源、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地，就说：“你们不能都拿好的东西，也应该拿点坏的东西。”于是，他就让拉美人复制了一个由民众选举的左派思潮与新自由主义思潮轮流坐庄的政府，在两者进攻与防御的拉锯战下实施不同经济政策，这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拉美经济的稳定发展没有定量的结论，学者们投入到这个被视为最具有特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实验室，常年观察并希望有一个答案。

在11年前的2010年，约有2/3的拉丁美洲人生活在某种形式的左翼政府统治下，被称为拉美“粉红潮”。在1998年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当选后席卷了整个地区后，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由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执政，既秉持平均主义的议程，又接受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该群体与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和厄瓜多尔较激进的“民粹主义”形成对比。这些左派政府目标更鲜明：替代自由市场经济并对政治制度进行深刻变革。在此期间，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如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仍然处于保守的政治领导之下。

但是从2015年开始，保守派推翻了主要的左翼据点，包括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甚至拉丁美洲的左派被宣告死亡。这段时间并不长，反转片上演于2018年7月，以左倾的民粹主义者奥夫拉多尔在墨西哥的胜利为标志，拉丁美洲的政治风向并非朝着同一方向吹，让人们看到拉丁美洲的左派还活着。

2019年，拉美国家进行了六场总统选举，第一个打开票箱的是萨尔瓦多，一名局外人获得总统大选的胜利，打破自1992年内战结束以来，萨尔瓦多一直由执政的左派法拉邦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及其竞争对手保守的民族主义共和党联盟（ARENA）轮流执政的格局；之后是巴拿马中间偏左的政治家劳伦蒂诺，击败中右翼竞争对手获胜；危地马拉右翼喜剧演员亚历杭德罗·贾马特蒂于8月成为总统；10月，阿根廷左中派人士赢得了选举；莫拉莱斯于10月连任当选玻利维亚总统，由于美国支持的候选人失利，所以称玻利维亚的选举存在“欺诈”。11月10日的政变，莫拉莱斯在军方敦促下“辞职”，是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派总统专机部队的公务机将他接到墨西哥；中右翼候选人路易斯·拉卡勒·鲍在其竞争对手承认后，于11月28日赢得了乌拉圭总统大选，结束了长达15年的左翼政权。

2019年的大选,展现拉美政治版图的图景——左右派轮流上台以及“钟摆”周期，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频繁交替继续。政治不稳定，政策自然没有连续性。在此视角下审视拉美经济增长的长期徘徊，也许是原因之一，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的经济总量只有不到中国的一半。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 GDP（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1990年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区域为经济总量4.39万亿美元，中国只有1.73万亿美元；到2018年中国上升到22.54万亿美元，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只有9.25万亿美元。在28年间，拉开如此大的差距，我们有理由关注制度差异变量的影响。不幸的是，制度变量被学者们以“收入陷阱”盖了章。

2017年-2018年，拉丁美洲人均GDP从9470美元（现价美元，以下同此）下降到2018年的9044美元，而中国在此期间从8759美元上升到9770美元，这是一个中国上升、拉美下滑的交汇点。虽然中国与拉美都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

从制度变量的“选票政治”视角可以看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拉丁美洲经济增长长期徘徊的根本原因，和“中等收入陷阱”没有直接的关系，拉美大多数国家一直在“选民政治”的“康庄大道”上狂奔，之所以不能跨入高收入门槛，是左右派执政理念不同导致截然相反的经济政策一次次翻烧饼的结果，收入多寡只是实施不同经济政策或者经济增长的结果，长期在中等收入徘徊的因是制度的选择。人的劣根性是少干活，多拿钱，民众是短视的。如果运气好，赶上了国际环境好，粮食价格跟供求都有利的情况下，政府就可以发福利，因为社会福利是买选票最便捷的一剂药，所以，没有人关注真正的结构性的问题。如果非要说有什么“陷阱”的存在，绝不是“收入陷阱”，而是被忽略的拉美故事的关键方面——民主选举在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政策“钟摆陷阱”。

不是吗？自1962年以来，阿根廷更换了23届总统，平均每两年多一点就要换一届政府，最短的一届政府只存在49天。家底再厚的国家也经不住左右政治派别南辕北辙的朝令夕改与“折腾”。每一次选举，获得胜利一方的选民们欣喜若狂，但是很快这些选民们就会陷入幻灭。这些看起来所谓政府权威的来源、组成政府的程序正义外，政府所服务的目的，特别是政府服务的绩效合法性在哪里？按照亨廷顿对民主文化的定义，最重要的问题集中在新民主政府的绩效或效能及其合法性上。而多的时候，这些通过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基本上都让选民们失望了，因为只要是以选举为中心，就不可能以国家长远利益和全体人民为中心，所以人们没有耐心给自己选出的执政者更多的时间，必然导致执政者在制定宏观决策时，更多地关注选举，经济政策只能关注短期而不可能着眼长期。

在所谓民主选举脉搏上跳动的是，对政治和经济现状的日益不满，以及自上而下的政治动荡加剧。只要拉美的民主选举还要继续走下去，国家的长远发展利益就不存在。在拉美民主选举之下，只能是有魔幻现实主义者可以想象的版本。早在2001年，有一本关于阿根廷人如何面对经济崩溃的绝妙书籍《The Modern Survival Manual：Surviving the Economic Collapse》，书中介绍了经济崩溃时期生存技巧的第一手经验，如果一个人想要为更艰难的时期做好准备，您会在其中找到忠告：如何准备财务以便不重蹈阿根廷数百万人所经历的痛苦覆辙；如何为食物短缺和电力故障准备补给；如何正确地用椅子、枪、刀、笔或在需要时徒手搏杀……这些只是这本书中的几个示例。最悲哀的是，作者介绍说，为经济崩溃做准备“是一种态度，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让政治正确的懦夫完全从你的系统中消失”。

如今，2019年12月上台的费尔南德斯已经执政一年零七个月，他领导的包括前任总统（克里斯蒂娜）的执政团队，采取了紧急措施来缓解危机，比如收紧了现有的货币控制措施，以保护不断减少的外汇储备，部分冻结退休金和薪金以及增加税收以填补政府的空库。亮眼的经济政策是以促进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的出口，包括汽车行业、采矿业、农业综合企业、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知识经济。原本计划在五年内，这些政策将使农工业部门的出口增长40%，汽车部门和知识经济部门的出口增长100%，采矿业的出口增长120%以上，包括天然气和石油。这些出口增长将产生32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并创造超过110万个正式工作岗位。但是，由于2020年遭受新冠疫情的袭击，由于防控疫情不力，阿根廷经历了世界上最长的封锁之一，给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截至目前，阿根廷已经有390多万人被病毒感染，每百万人口累计死亡1215人，是世界上死亡率最多的国家之一。

在疫情不确定性和为减轻大流行的后果，阿根廷费尔南德斯政府付出的巨大财政努力的背景下，2022年将有180亿美元的IMF债务到期（当时IMF向绝对违约的阿根廷提供了550亿美元的贷款），真是雪上加霜！副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已经公开表示，阿根廷无力偿还IMF的债务，阿根廷政府希望将IMF协议推迟到10月立法选举之后。但是，即使达成了有利的协议（远未得到保证），阿根廷依旧面临着不确定的经济前景。

【系列报道】

“拉美十国”大型系列报道之阿根廷国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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