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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的价值】单论文学价值，鲁迅先生的文章，散文第一，小说第二（有些小说可作散文来读），杂文只能排第三。其杂文写作，以1927年为界，此前大多可读，此后无甚看头。以前说过，《而已集》（1927年作品，1928年出版）之后的杂文，至少三分之二，于世无益，除了向后人证明，鲁迅所生存的世道何其逼仄，所陷入的仇恨何其激烈，所选择的生活何其虚妄。可悲的是，鲁迅生命最后十年（1927-1936年）的写作，恰恰以杂文为主，这实在是一种对生命的荒废，与对肉身与精神的自残。对此，以他的敏锐，早有预感。1925年12月31日，他编定《华盖集》，感慨道：“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这仿佛有些“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的意思，对鲁迅而言，当写作的意义，从“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下降到对时代或历史的见证，即便不能说退步，却也呈现了一种深沉的无奈。

【关于长篇】有人责难鲁迅未能写出长篇小说，从而质疑其大师地位。这显然是皮相之谈。当年鲁迅连诺贝尔文学奖都不曾放在眼里，大师头衔，更如浮云。不过他与长篇小说无缘，的确是一个值得考究的问题。他这一生，曾两次起意写长篇，一是1920年代初，计划写一部以杨贵妃为主题的长篇，二是1930年代初，计划写一部以红军为主题的长篇，不幸俱告夭折。这背后最关键的原因，如鲁迅自语：“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4月29日）这里的才能，窃以为一指架构或格局，二指叙事，三指体力，这三点，鲁迅皆有所欠缺，他的架构与叙事能力，只能支撑其写作中篇或短篇，至于体力，则属下乘。

【文字功夫】蔡元培曾夸鲁迅的文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多则影响文字的精炼，不可少一字，少则影响文字的清晰。这正符合我对文字的审美，一是精准，二是精简。当然精简过了头，容易流于晦涩，这是鲁迅文章不如知堂的一点。对此他亦有自知之明，在致许广平信中，他曾评点钱玄同的文风，称玄同之文，汪洋恣肆，使读者览之了然，最适宜表白意见。

徐梵澄曾谈到鲁迅文字功夫的渊源，认为受益于“治古学或汉学的传统”。治古学，如编目录、作校刊、加案语、为注解等，皆须简单明白，有其体例，不可多言，文言如此，白话亦然，这等文字，如弹丸脱手，下笔即成。此外，鲁迅早年有一段抄写古碑的岑寂生涯，我以为这也锻造了他的文风。若参照以书法，鲁迅的文字，正可比魏碑。

【稳准狠】鲁迅的文字，深得“稳、准、狠”三字真诀，试举两例：

“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革命文学》，刊于1927年10月21日）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谈所谓“大内档案”》，1927年12月24日）

喜笑怒骂皆成书。是投枪和匕首对敌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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