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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经很深了，读罢余秋雨先生的《祭笔》仍无睡意，掩卷沉思，心绪难平。《祭笔》为余秋雨先生在除夕的爆竹声中完成《秋雨合集》20卷的整理编辑后所作，以笔为线索，回忆和述说

夜已经很深了，读罢余秋雨先生的《祭笔》仍无睡意，掩卷沉思，心绪难平。《祭笔》为余秋雨先生在除夕的爆竹声中完成《秋雨合集》20卷的整理编辑后所作，以笔为线索，回忆和述说自己的写作生涯、心路历程、文化探寻以及“联谤”的真相，凸显了这位著名的当代文化史学家在阐释和弘扬中国文化，拓展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学习、交流、比较、借鉴的广度与深度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积极贡献。

说来惭愧，我对余先生有过误解，还曾不自量力的“口诛笔伐”过，读罢《祭笔》，感到自己是何等的浅薄。其实，我对余先生了解的并不多，只是读过他的几本散文，而且他的散文也是精品，绝难成为我对其“口诛笔伐”的理由。余秋雨在谈到“乌台诗案”时说：“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子”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就是那个砸亮窗子的小孩。在《余秋雨的“亮窗子”被砸与阎崇年悬奖挑错吃官司》一文中，我收集一些批评余秋雨的文章，勾连取舍，人云亦云，貌似严肃地批评余秋雨诸多“谬误”——

余秋雨为南京钟山所作碑文中写道：“南京人民于甲申之年启动整治宏图，斥资五十亿，搬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增绿七千亩……一时气象万千，如画卷新展，岭苑初洗，经典再现……主事者命余作文，方落数语，已烟霞满纸，心旷神怡。”对于此文，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就曾评价道：“余秋雨的钟山碑文，刻在石头上，但我希望周围杂草速生，藤蔓疯长，将其遮盖；如果石质疏松，不久崩解，更是喜出望外。”网友的评论则更加直白，“多几个排比句无非是在炒冷饭时打了一个蛋，让人多吃两口罢了。姑且不说这半文不白里用了好几个没必要的‘之’，就说那‘烟霞满纸’，就令人笑破肚皮了，那是夸别人的话，余秋雨却用在自己的文章里。”

《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是一位叫金文明的资深编辑写的，将他近年来阅读余秋雨散文记录下来的文史差错进行了整理，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辨，指出了余氏《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霜冷长河》3本散文集中126处差错，7个有待商榷之处，每一处指正都有史料佐证。

《行者无疆》的第四部分，北欧，从第五十四到第六十一，共八篇文章，写了丹麦、瑞典、挪威和冰岛四个国家。通读下来，几乎每篇文章，都有因为无知而带来的硬伤；余秋雨拿了人家大笔的钱，浮光掠影地到北欧国家走几天；凭着余秋雨的文笔，写几篇风光游记，马马虎虎也算是有味道的；问题是，余秋雨偏偏要谈到历史。“维京船博物馆”变成了“奥斯陆的海盗博物馆”，“古代北欧人的生活形态相当先进”却成了“古代北欧人的生活形态相当落后”。每个人都有知识盲点，但没有人愿意炫耀和放大自己的知识盲点，可自己心浮气躁就很容易放大盲点让人诟病。

……

其实，我至今也不知道这些批评是对还是错，就算是批评的对，也掩盖不了余秋雨的才华，抹杀不了余秋雨推动中国文化进步的贡献。不过，我也为余秋雨被误会辩解过。我的帖子《“含泪”的余秋雨被拉上一点蝇矢 》还被人民网推荐至首页。

《祭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增添了我对余先生的敬佩。

余秋雨从19岁到21岁，替在文革中被打倒的父亲写“交代”，一共有900多万字，而这是余秋雨写作《吾家小史》的起点，该书，余秋雨断断续续写了40多年。在周总理试图局部纠正文革错误的1971年，余秋雨回到了上海戏剧学院，他利用一个早就熟悉的图书馆职工，偷偷摸进了当时还视为禁地的外文书库，开始了《世界戏剧学》的写作。他大量抄写外文原文并逐段翻译，同时通览大量背景材料，最后汇集起全世界十三个国家的全部戏剧学理论。这些内容直到四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没有被完全翻译过来。余秋雨在密闭的空间，以笔为杖，步步潜行，很是辛苦，但更让他纠结的是，在那个年代，他的特立独行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以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为能事者整人的把柄，使他遭受牢狱之灾，且他根本无法想象这部艰深的学术著作能够出版。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世界戏剧学》在国家开始拨乱反正后逢春问世。《世界戏剧学》68万言，一直成为全国在这一重大学科上唯一教材，未被替代，彰显了余秋雨深厚的戏剧理论素养。余秋雨的走红决不是偶然的，套用一句歌词“爱拼才会赢”，没有人随随便便能成功。

文革之后，余秋雨被破格提拔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还被选为上海市的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每次评审，他们对那些在灾难岁月投机取巧、丧失天良的文人都断然予以否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有才华而无媚骨的当时中国高校最年轻的的校长，在被北京和上海的某些高官看好并竭力要把他拉进更高的权力圈的时候，竟萌生了退意，辞职23次，才被勉强批准。余秋雨不为安适的生活和高官厚禄所惑，以内心的强大化解世俗的纠结，以文化苦旅代替坐而论道，体现了他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深切的公共关怀。在中国卓有建树的文化学者凤毛麟角，而官员却多得如过江之鲫，其中原委不言自明。在这样的语境下，余秋雨挣脱世俗羁绊的勇气是多么的可贵。余秋雨扯去坚硬而华丽的束身之装，实现了灵魂的自由呼吸，从此他可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标准，参与文化建塑，成为文化价值理性的守护和张扬者。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余秋雨的足迹遍布世界，包括北非、中东、南亚、中亚等极端恐怖地区，寻找失落的文明，考察历史尘封的文化古迹，他的身影出现在很多国际机构和著名大学，阐释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告诉世人自己眼中的当代世界文化，描绘人类文化的应然状态，企图重新让价值理性主导这个工具理性日益发达的世界。文化苦旅的“苦”字，远非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灰头土脸这些词所能够涵盖和解释的。余秋雨自述道：“在行经伊拉克以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那漫长的边界地区时，一路上黑影幢幢、堡垒隐隐、妖光熠熠、枪口森森，我把已写的日记手稿包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紧抱在胸前，手上又捏着一支水笔。我想，即使人被俘虏了，行李被抢走了，我的纸笔还在，还能写作……这种紧抱稿子紧捏笔的情景，我一直保持到从尼泊尔入境西藏的樟木口岸。”相比在大红灯笼下输出文化垃圾的影视艺术家，在虚无缥缈的魔幻中搞文化猎奇的文化活动家，为满足洋大人及其评奖机构的文化价值偏好而出卖灵魂的文学家，余秋雨是值得人们膜拜的文化苦行僧。

然而，一些中国人不仅仇官仇富还仇名人，余秋雨成为文化名人，他们觉得不舒服颇有微词，更有甚者开始诽谤和造谣，企图让余秋雨“爬得越高摔得越疼”。我在想：余先生何罪之有？独以名高。事实又不那么简单。原来诽谤者并非是搞恶作剧砸亮窗子的小屁孩，而是一些想“以笔夺笔”的阴谋家、无良文人，其更深层的目的深不可测。这也是后来余秋雨发现了几个怪材料才得出的结论。他说：第一个材料告诉我，我遭受的多数诽谤的运作中枢，居然是上海几十年前鼓吹断学废学的戏剧《边疆新苗》的炮制者；第二个材料告诉我，其他几次针对我的全国性的造谣事件，策划者也是当年上海造反派司令部的两个首领；第三个材料告诉我，在上海积极响应诽谤和造谣的，主要是被我否决教授职称申请的那些文人和他们的学生。一切文化孽力都会以文化的方式断灭文化，这是值得警惕的。更让余秋雨伤心的是，所有的诽谤只要稍稍作调查就能立即识破，但整整二十年，没有任何文化机构和文化团体，做过一丝一毫的调查，发过一丝一毫的异议。这些报刊、机构和团体都不是民间的。他们是鲁迅笔下的伸长脖子的看客，无是无非，喜欢扎堆观赏围殴，但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期待着拳脚风暴更猛烈更刺激些。以此观之，余秋雨选择文化苦旅，意义非凡。呜呼！文化，以文化人，任重道远。

余秋雨之《祭笔》文尾的一段话，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对手中的笔开玩笑道：你耗尽了我的一生，我却没有浪费你太多的墨水。接着他写道：“不仅没有浪费太多的墨水，也没有浪费什么社会资源。这20卷书，每一卷都没有申请过一元钱的资助。据说现在国家有钱，这样的资助名目非常之多，诸如研究基金、创作补助、项目经费、学术津贴、考察专款、资料费用、追加资金……每项都数字惊人。我始终没有沾染分毫，只靠一支笔。有了笔，一切都够了。”

是的，对于有健全人格、善于独立思考、富于批判精神、勇于担当历史文化责任的文化精英，有了笔，一切就够了。

离开电脑，起身打开窗户，满天星斗映入眼帘，忽然想起一句话：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仰望星空的人。反身回到座位上，又心生疑问：余秋雨式的文化苦旅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恍惚中，我想起了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记得他说过：“贯穿冰河时代的、如同冰川一般缓慢而坚定的文化成长，改变了进化中的人类所面对的选择压力，对人类进程起着主要的指导作用。尽管细节难以回溯，但工具的完善，有组织的狩猎和采集活动，真正的家族结构，火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在交流和自我约束中对符号系统（语言、艺术、神话、仪式）的日渐依赖，凡此种种，都为人类创造了不得不去适应的新环境……我们不得不放弃试图通过基因来精准、规律地控制我们行为的道路……。”我茅塞顿开——文化进化能带动基因的重大变化，文化可以重塑生物，这对人类具有无与伦比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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